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


关于印发《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京司发[2003]45号

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各区、县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第一、第二分院，北京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各区、县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所属各总队、局、处，各分、县局，铁路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各分局，各区、县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

为依法保障公民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保障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执业权利，规范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执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我们制定了《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对于在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请及时向各自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以便将来进一步做好该项工作。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北京市司法局

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执业权利，规范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执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有关规定，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律师在办理刑事诉讼业务过程中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委托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第三条 律师不得接受同一案件两名或两名以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参与刑事诉讼活动。
第四条 律师在办理刑事诉讼业务过程中，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必须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
第五条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办案机关应依法保障律师的执业活动，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执业权利。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依法从事下列执业活动：
（一）向办案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罪名；
（二）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
（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四）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
第七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包括以下内容：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然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于其无罪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及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它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第八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可以为其提供如下法律咨询：
（一）解释、说明刑事诉讼法律及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解释、说明民事诉讼法律及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九条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办案机关应在其具体办案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受理律师的会见申请并办理律师会见的相关事宜。
第十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在监管场所内进行，办案机关和看守部门应提供适合的会见场所。
律师会见时，办案机关或看守部门的在场工作人员不得干扰律师的正当会见。
第十一条 办案机关和看守部门应当保障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的时间和次数，律师应当遵守办案机关和看守部门关于工作时间和作息时间的规定。
第十二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制作会见笔录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认无误后在笔录上签名。看守部门应当为律师制作会见笔录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十三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加会见的人数应当为两人以上，其中一人应为接受委托的律师，另一人可以是实习律师或者律师助理。
律师、实习律师或者律师助理在会见时，应当出示相应的执业证件；对有翻译人员参加会见的，律师还应向看守部门提交翻译人员的身份证件及办案机关准许翻译人员参加会见的证明。
第十四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当遵守办案机关和看守部门关于会见的规定。不得携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属或其他人员参加会见，不得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转递信件、钱物以及其它看守部门所禁止的物品。不得将通讯工具借给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
第十五条 律师、实习律师或者律师助理不得参与对同一案件中其他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
第十六条 未经办案机关、看守部门和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意，律师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得进行录音、录像、拍照。
第十七条 律师会见已经换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出示办案机关关于会见的公函。
第十八条 律师会见完毕应与看守部门办理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押交接手续。
第十九条 对办案机关或看守部门违反法律或本规定的，律师、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向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反映，也可以直接向办案机关或看守部门的主管机关投诉，要求依法纠正，接受投诉的机关应当在十日内予以答复。
第二十条 对律师在会见时违反法律、执业纪律或本规定的，办案机关或看守部门在场工作人员有权提出劝阻和警告；对不听劝阻和警告的，有权终止会见，并可以将有关情况通知律师协会或司法行政机关。

第三章 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第二十一条 在侦查阶段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应与办案机关联系。办案机关应根据本规定确定会见时间、地点，并及时通知律师。
第二十二条 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要求时，应向办案机关出示下列材料及所需的复印件：
1、授权委托书；
2、律师执业证（包括实习律师工作证或律师助理工作证，下同）；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函》。
第二十三条 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办案机关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四十八小时内向律师开具关于会见的公函并安排律师会见。
对于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办案机关应当在五日内向律师开具关于会见的公函并安排律师会见。
第二十四条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填写《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书》。办案机关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五日内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应向律师开具《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出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向看守部门出示下列材料及所需的复印件：
1、授权委托书；
2、律师执业证；
3、《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
4、侦查机关开具的关于会见的公函。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还应向看守部门提交办案机关出具的《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
第二十六条 在本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办案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实际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

第四章 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第二十七条 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检察机关应予办理相应的会见手续。
第二十八条 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首次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应向检察机关出示下列材料及所需的复印件：
1、授权委托书；
2、律师执业证；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函》。
律师再次提出会见要求时，应向检察机关出示律师执业证及所需的复印件。
第二十九条 律师会见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案件的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应由办理犯罪嫌疑人羁押手续的机关负责办理律师会见的手续。
第三十条 检察机关办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手续时， 经律师请求，应向律师提供《起诉意见书》复印件及相关的法律手续和案件材料。
第三十一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应向看守部门出示下列材料及所需的复印件：
1、授权委托书；
2、律师执业证；
3、《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专用介绍信》；
4、检察机关开具的关于会见的公函。
第三十二条 在本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检察机关不派员在场。

第五章 在审判阶段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

第三十三条 在审判阶段律师要求会见在押被告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办理。
第三十四条 在审判阶段律师要求会见在押被告人应向人民法院出示下列材料及所需的复印件：
1、授权委托书或法律援助部门出具的专用介绍信；
2、律师执业证；
3、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事务所函》。
第三十五条 律师会见在押被告人应向看守部门出示下列材料及所需的复印件：
1、检察机关移送的《起诉书》副本或人民法院的裁判书；
2、《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
3、律师执业证。
第三十六条 在本阶段律师会见被告人时，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借押在国家安全机关羁押场所的刑事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十八条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服刑人员的刑事案件，律师要求会见的，按照一九九九年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制定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罪犯参与刑事案件申诉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律师在狱内案件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暂行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对于法律援助部门的公职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需要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参照此规定办理。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本规定发布之日前本市各部门的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禁止法官单方接触制度，是各级人民法院旨在维护司法公正，避免公众产生合理怀疑，而相继出台的禁止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单独与一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进行接触的行为，以及实施该种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纪律后果或法律后果的一系列廉政规范的总和。禁止法官单方接触不仅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也是法官行为准则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西方法治先进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官特别是大法官，平时多是深居简出，很少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具有相应的神秘感，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司法尊荣和权威感。这不仅体现了司法中立原则，而且给法官公正审判创造了宁静空间，有人曾说：“上帝是权威的，因为他是独立于人间而高高在上的圣灵；从某种角度说，司法者就应该是人间的上帝，让法院这扇天堂之门该关闭时就关闭，该清静时就清静。”相对“与世隔绝”，相应保证这些法官能够产出高质量的司法公共产品。

按照我国现有人民法院自行出台的廉政制度要求，法官似乎应当远离人群、远离社会，以保持中立和独立判断，但是，长期以来一些政策将法官与普通行政官员混为一谈，无视其职业独特性——专业、中立、公正，又要求法官积极融入社会。不可否认，法官与社会亲密接触对于提升法官对于社情民意的把握力、提升司法亲和力和认同度的确不可或缺，但是，这种亲密无间的接触必然影响最终裁判的公正，由于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关系网在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即使是在奉行高度独立审判的司法系统，法官仍然处在律条与人情的漩涡之中。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人，也有七情六欲，亲戚朋友，也要与人交往并发生各种社会关系。容易受到社会上各种人情、金钱和美色的诱惑。这种亲密的接触无疑导致法官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增强，给法官顶住人情压力和不良风气诱惑的抵御力带来一系列考验，导致法官的公正角色受到社会的严重质疑。由此看来，对我国法官业内和业外活动过于放宽，对司法中立原则所造成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不仅应当将法官的司法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也应当将法官的业内活动及社交“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才能相对让法官的判断接近公正，从而取信于民。

但是，要求我国法官群体“深居简出”，现时推行较为困难。从人性“恶”的角度，道德与法律都是对人们“恶”的行为的规范，对人性的约束力极为有限，必须有内在激励动力保障和良好的环境制度保障，才能实现对人性的强有力的约束，仅指望伦理规范促进法官自律来实现“深居简出”是不可能的，还必须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条件保证和提供政策环境强有力的支持。若无物质条件的保证，法官自然无法做到“深居简出”。

此外，若法官能够实现“深居简出”，是否就意味着法官的一切活动信息不透明？笔者认为，“深居简出”仅是为保证司法中立和司法公正原则的实现，但为保证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实现，又必须要求法官的一切的业内外活动信息向社会公开，两者并不矛盾，这同样是现代法治原则的要求。但目前仅对司法事务公开实行了相应规定并付诸实践，对法官信息公开尚属空白，除了沿用党政部门对法院领导的个人财产等公开申报外，对一般法官均未实行相应的身份、肖像、财产、主要社会关系等信息公开方式，以及如何应对这些信息公开对法官正常工作和生活的侵扰等均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导致各地自行公开的范围、公开方式、公开媒介不一，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法官进行有效的监督。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笔者认为，唯遵循现代法治理念，在改革和完善现行法官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推行案件管理机制改革（随机分案、独任审判和合议审判负责制等）、提高法院纪检监察监督权威和完善社会监督制度（聘用监督员的动态监督、社会监督的奖励制度等），才是全面更新和落实禁止法官单方接触制度之有效路径。

职业法官必须超脱，而不能跟方方面面有太多的牵涉。同时，必须实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专业化(职业化)与民主化相结合，并把体现群众路线和民主化的某些内容纳入法律、制度，如向人大报告工作、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公开审理制度、巡回审理制度、举报制度等，以避免过于强调专业化可能造成国家司法权专断、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才是法官职业化的真意。具体到禁止法官单方接触制度，笔者认为可进行如下完善：

首先应当规范法官社交行为，法官在法院办公场所与社会公众和当事人的接触，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一是阳光接触，在指定的有录像设施的公开场所接触，而不得在办公室内接触；二是替代身份接触，如可以通过书记员或法官助理接触；三是双方当事人同时在场单独接触；四是两名以上法官在场的情况下单独接触。法官在社区与公众和诉讼参与人的接触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一是集体接触；二是公开接触，不在隐秘场所接触；三是接触报告制度；四是对定点指导的单位涉讼案件，主动采取回避制度。

其次，应当及时整理和归总零散的各类廉政规定，制定出统一规范符合新时代特点的法官禁止单方接触制度。要根据法官在新形势下不正当接触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特点和规律，科学延伸禁止接触的对象范围、方式、接触时间及场所。特别是要扩大法官的主体范围，将审理、执行本案的法官，参与讨论本案的庭长、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成员包括在禁止接触的主体范围，并统一提高处罚的档次，以保证惩戒的确定性、有效性和统一性。


（作者单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