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2005年修正)
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议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议
(2005年9月30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会议决定，批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由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
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5年4月28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5年9月30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决定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市人民政府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具体负责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二、将第八条、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中的“经营许可证”及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的“兼营许可证”修改为“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将第八条第三款中的“三十日”修改为“二十日”。
三、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规定标准；
（二）有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三）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停车场所；
（四）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五）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并经培训考核合格的驾驶员，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人员；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将第十条修改为：“客运出租汽车个体经营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营方式符合有关规定；
（二）有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三）有符合规定的经营场所；
（四）有符合规定的资金、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核发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一）男性年龄在六十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二）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并安全行车，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三）经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知识培训考核合格；
（四）被吊销客运资格的驾驶员，从吊销之日起已经满五年。”
六、将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四条中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或“营运证”修改为“车辆运营证”。
七、将第十三条修改为：“禁止伪造、涂改、转借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管理。”
八、第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一款，内容为：“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按规定缴纳有关规费。”
九、将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修改为：“车内张贴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合格标志”；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内容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对客运出租汽车是否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进行定期检查。”
十、删去第三十六条。
十一、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三条，将其第（一）项修改为：“无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者车辆运营证以及套用他人出租汽车牌照或者同意他人套用自有出租汽车牌照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或营运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二、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四条，删去第（七）项。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五条，内容为：“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不按规定缴纳规费或在报停期间继续营运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拖欠、偷漏规费情节严重的，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可吊销其车辆运营证。”
十四、将第四十七条修改为：“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的注销、变更手续的；
(二)未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接受定期检查的。”
十五、将第五十条第二款中的“三年”修改为“五年”。
十六、将第五十一条修改为：“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实施。”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本决定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
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1997年8月22日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1998年5月22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根据2002年4月25日郑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2002年9月27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5年4月28日郑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2005年9月30日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郑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维护乘客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客运出租汽车是指为乘客提供客运服务，以里程、时间计费的经营客车。
第三条凡在本市市辖各区（不含上街区，下同）行政区域内和新郑机场范围内的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从业人员和乘客，以及与客运出租汽车经营相关的单位、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坚持统筹规划、统一管理、公平竞争、总量控制、协调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有偿出让、转让。有偿出让应采取拍卖、招标方式进行。本条例施行前无偿取得经营权的经营者转让其经营权时，须缴纳有偿出让金。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六条市人民政府市政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依照本条例规定，具体负责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公安、工商、税务、质量技术监督、物价、交通、环保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七条市客运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会同有关方面编制行业发展规划；
（二）会同有关部门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乘客比较集中的场所设置客运出租汽车停车场，并做好管理工作；
（三）制定行业服务标准和有关管理制度；
（四）受理消费者投诉，维护消费者权益；
（五）开展法制教育，做好行业培训工作；
（六）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维护客运出租汽车市场秩序；
（七）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章经营资质管理
第八条客运出租汽车企业、个体经营者（以下简称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取得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后，应当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申请办理
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
单位自用客运汽车兼营客运出租汽车业务应当申请办理
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
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审核决定。符合条件的，发给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不符合条件的，予以书面答复。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后，应到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第九条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规定标准；
（二）有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三）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停车场所；
（四）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偿债能力；
（五）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并经培训考核合格的驾驶员，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人员；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客运出租汽车企业转让其所有的营运车辆或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应当按规定
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条客运出租汽车个体经营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营方式符合有关规定；
（二）有符合规定的营运车辆及其配套设施、设备、标志；
（三）有符合规定的经营场所；
（四）有符合规定的资金、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方可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核发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一）男性年龄在六十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下，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二）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并安全行车，无重大交通事故责任记录；
（三）经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知识培训考核合格；
（四）被吊销客运资格的驾驶员，从吊销之日起已经满五年。
第十二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投入营运的车辆经公安部门检测合格，领取车辆专用牌照后，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车辆运营证。车辆运营证实行一车一证。
第十三条禁止伪造、涂改、转借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管理。
第十四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歇业的，应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注销手续。
第十五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按规定缴纳有关规费。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需要停业一个月以上的，应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报停手续。报停期间，按规定免缴有关规费，不得从事营运。
报停期满未办理续停手续的，视为恢复营运，应按有关规定缴纳有关规费。
第十六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需变更法定代表人、调换或增减驾驶员、变更企业地址、车辆转户或过户、车辆更新，必须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营运变更手续。
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兼并、合并、分立，必须按规定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营运管理
第十七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管理；
（二）建立健全客运管理、车辆检修、安全行车、投诉受理、客运票据登记台帐等规章制度，制定服务规程、驾驶员守则；
（三）执行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专用票据，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改变收费标准或使用其他收费凭证；
（四）不得允许无客运出租汽车客运资格证的驾驶员或被注销服务资格的驾驶员从事出租汽车营运；
（五）不得允许无车辆运营证或被暂扣车辆运营证的车辆从事客运出租营运；
（六）加强从业人员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培训，建立学习和业务培训制度；
（七）为出租汽车驾驶员提供服务，办理有关客运营运手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客运车辆的交通事故处理等事宜；
（八）按规定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报送营运报表，接受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对其营运资料和票据的查阅。
第十八条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与驾驶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同意个体出租汽车经营者加入的，应当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客运出租汽车除应符合公安部门对机动车辆的统一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符合市人民政府规定的车型和使用年限；
（二）车容整洁，车内卫生，设施完好；
（三）车身外侧喷涂统一标准的企业名称、编号；
（四）安装统一的营运标志牌；
（五）车内设置防劫持装置；
（六）在车身或车内明显部位贴挂租价标准、喷涂监督电话号码；
（七）在车顶中央前部设置出租标志灯；
（八）车内安装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里程计价器和空车显示标志；
（九）车内安装符合要求的通讯设备；
（十）车窗不得为有色玻璃或粘贴太阳膜；
（十一）车内张贴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检测合格标志；
（十二）客运出租汽车行业要求的其他规定。
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对客运出租汽车是否符合前款规定的条件进行定期检查。
第二十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必须随车携带驾驶证、行驶证、车辆运营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驾驶员，不得将营运车辆转借营运。
第二十一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乘客要求，提供直达服务。不得以多收费为目的绕道行驶；因驾驶员的责任，未把乘客送达目的地的，不得收费。
第二十二条客运出租汽车运营不受城乡限制。
市区以外的客运出租汽车不得从事起点和终点同在本市市区内的收费载客经营活动。
第二十三条乘客需要出市区或夜间去偏僻地区的，应当出示足以证明身份的证件，驾驶员应当向所在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报告。
第二十四条客运出租汽车不得在快车道和禁停路段调头、上下乘客。
第二十五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不得拒载乘客，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酗酒或精神病乘客无正常人陪伴的；
（二）要求超员、超载行驶的；
（三）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的；
（四）出市区或夜间去偏僻地区，乘客不出示身份证件的；
（五）乘客要求在禁停路段上下车或要求在禁止机动车行驶的路段上行驶的；
（六）乘客要求合乘，第一乘客不同意的；
（七）乘客不愿按里程计价器计费标准付乘车费的。
第二十六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属拒载乘客行为：
（一）开启空车标志灯后，遇有乘客在停车站点要求乘车而拒绝载客的；
（二）在停车场、站开启空车标志灯而不服从调配的；
（三）在客运集散点或者可停车路段，开启空车标志灯，而拒绝载客的；
（四）载客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中途要求乘客下车的。
第二十七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正确使用里程计价器，并按里程计价器显示的数额收费。
里程计价器必须按规定进行周期检定。严禁擅自拆卸、调整或故意损坏计价器。
第二十八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客运票据，并按收费数额出具票据。禁止伪造、转借、倒卖客运票据。
第二十九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遇有里程计价器、标志灯发生故障、车牌号码污损或不全等情形时，应停止营运，及时修复。
第三十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给予表彰奖励：
（一）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
（二）文明经营，优质服务，多次受到乘客赞扬的；
（三）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事迹突出的；
（四）救死扶伤，拾金不昧，助人为乐事迹突出的。
第三十一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营运中应当提供优质服务，做到语言行为文明，不得向乘客索要额外钱物。
第三十二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利用车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发现犯罪嫌疑人应及时报告。
第三十三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对乘客遗忘在车上的物品，应当无偿归还失主。无法归还的，应当及时送交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
乘客在客运出租汽车上遗失物品的，可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报失。
第三十四条在客运出租汽车停车场待客的车辆，应当服从管理，停放整齐，按序出车。
第三十五条以客运出租汽车为载体设置广告的，必须在规定位置设置，不得遮挡驾驶员视线及灯光、号牌、标志牌。
第三十六条乘客应当文明乘车，并按里程计价器显示数额支付乘车费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可拒绝支付乘车费用：
（一）乘坐的车辆无里程计价器或不按规定使用里程计价器计费的；
（二）在起步费里程内车辆发生故障无法完成运送服务的；
（三）不开具客运票据或开具不符合规定票据的。
第三十七条客运出租汽车在载客途中，经过依法收费的桥涵、路段所支付的车辆通行费，由乘客负担。
第四章稽查与投诉
第三十八条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负责客运出租汽车稽查工作。稽查人员可以在客运出租汽车服务站点和道路上对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行为实施稽查。
第三十九条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稽查人员执行公务时，必须两人以上进行，并主动向被检查者出示稽查证件。对未出示稽查证件的，被检查者有权拒绝检查。
第四十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驾驶员应当接受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稽查，如实提供有关经营证件和情况，不得拒绝、妨碍、阻挠。
第四十一条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及其稽查人员，必须依法履行职责，秉公执法。不得刁难经营者及驾驶员，严禁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驾驶员发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及其稽查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和其他违法行为，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四十二条乘客对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及其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可以自权利被侵犯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投诉，并提供车费发票、车辆号牌等有关证据。
被投诉的单位或个人，应当自接到调查通知之日起五日内到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答辩或接受调查。
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接到投诉后，应当自接受之日起十五日内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以在二个月内处理完毕，并将处理结果答复投诉人。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无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者车辆运营证以及套用他人出租汽车牌照或者同意他人套用自有出租汽车牌照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或营运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涂改、转借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车辆运营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二千元罚款；
（三）伪造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或车辆运营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五千元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拒载乘客的，处以三百元罚款；
（二）客运出租汽车不符合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至（十）项规定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十元罚款；
（三）超过里程计价器显示的数额收费或以多收费为目的绕道行驶的，责令退还多收费用，处以多收费用二十倍罚款；
（四）未使用里程计价器或未正确使用里程计价器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五）车牌号码污损或不全不停止营运的，处以五十元罚款；
（六）将客运出租汽车转借营运的，处以五百元罚款；
(七)市区以外的客运出租汽车从事起点和终点同在本市市区内的收费载客经营活动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罚款规定在五十元以上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可以暂扣车辆运营证，并出具暂扣凭证。
第四十五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不按规定缴纳规费或在报停期间继续营运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拖欠、偷漏规费情节严重的，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可吊销其车辆运营证。
第四十六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行业服务标准提供服务的，不归还或不上交乘客遗失物品的，归还乘客遗失物品索要报酬的，向乘客索要额外钱物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停业培训，直至吊销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
第四十七条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一）未按规定办理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的注销、变更手续的；
（二）未按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接受定期检查的。
第四十八条客运出租汽车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按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违章案件及交通安全事故超标的，处以五千元罚款；
（二）拒绝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查阅其营运资料的，处以一千元罚款；
（三）违反规定向所属出租汽车驾驶员收取费用的，除责令退还外，并处以所收费用一倍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按无证经营处理。
有前款第（一）项行为，在限期内拒不改正的，由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按前款第（一）项规定加倍处罚。
第四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扣车辆：
（一）无车辆运营证营运的客运车辆；
（二）车辆与车辆运营证件载明的车辆资料不一致的；
（三）已被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机构通知停止营运的车辆仍继续营运的；
（四）市区以外客运出租汽车从事起点和终点同在本市市区内的收费载客经营活动的。
被暂扣客运出租汽车的责任人必须在限期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对暂扣的车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第五十条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吊销驾驶员从事客运出租汽车客运资格：
（一）被判处刑罚或被劳动教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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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防卫过当的界定
朱永德
[内容提要]：《刑法》第20条在对正当防卫作了规定的同时，也同时规定了对防卫过当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刑法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及“重大损害”作出界定，造成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防卫过当行为的偏差，也引起了罪与非罪的争议。本文从防卫手段及其打击强度与防卫限度之合法性的关系作出分析；同时指出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伤害程度应当为“重伤”以上。以求对认定防卫过当行为作一个科学的界定。
[关键词]：正当防卫 防卫过当 重伤 刑法
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含义，与1979年的旧刑法相比对公民实施防卫行为加以了扩张，在鼓励公民更好地利用防卫权，保护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但由于立法过于简略，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也造成了在正当防卫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罪与非罪的困惑，为此，对何谓“明显进超过必要限度”以及“造成了重大损害”的标准与程度如何，笔者拟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完善正当防卫的理论与实践。
一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是一个问题的二个方面，并且这二方面具有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关系。修订后的刑法将防卫过当规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意在强化必要限度内的防卫损害亦即合法损害的范围，摆脱以往司法实践中对防卫损害衡量尺寸的苛求所构成的羁绊，以鼓励广大公民充分行使正当防卫权利，更有力地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同时，也为司法机关具体认定防卫是否过当提供一个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只有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才可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也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然而，何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因而仍有必要给出一个可操作的具体量化标准。
笔者认为，这里所谓“重大损害”，就最为普遍的对不法侵害人的人身所造成的防卫损害结果而言，这种损害结果应当以重伤以上作为认定标准，即认定“重大损害”的起点应当为重伤。换言之，只有当防卫造成了不应有的重伤和死亡结果时，才可视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重大损害”。理由是：
第一，从法律规定分析，现行刑法第20条第2款明确载明，“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那么，何谓“明显超过”？笔者认为，在对暴力侵害实施防卫行为的案件中，“明显超过”的标准应当尽量排除主观认定的随意性，而直按照法定标准予以评价。各种人体的伤害程度都可依法被鉴定为轻微伤、轻伤或者重伤。尽管其间还有程度不同之分，但由于防卫人在紧急状态下往往缺少对伤害程度的准确判断能力，因而伤害等级不宜分得过细。根据上述三种伤害等级的划分及法律规定，笔者认为，从新旧刑法的规定来讲，旧刑法只是规定不能超过必要限度，而新刑法规定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而依下列情况掌握“明显超过”的标准笔者认为是适宜的，即如果侵害行为只有造成轻微伤害的可能性，防卫行为造成轻伤的，可以认定为“超过”，依旧刑法规定已经构成防卫过当，但倘若造成重伤的，则应认定为“明显超过”。就构成新刑法以规定的防卫过当，依此类推如果侵害行为只有造成轻伤的可能性，防卫行为造成一般重伤的，可以认定为“超过”，造成他人肢体残废或死亡的，则应认定为“明显超过”；倘若侵害行为具有明显的重伤他人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就属于现行刑法第20 条第3款规定的“行凶”的范畴了。此时，防卫人依法享有无限度防卫权。因而从法律规定而言，“明显超过”的标准起码是重伤的结果。
第二，从侵害的客体上讲，犯罪行为必然是造成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对象造成的危害结果如何，应当是认定犯罪的条件之一。在伤害他人身体健康而构成犯罪方面，我国刑法第234条所规定的故意伤害罪是以实际造成被害人轻伤结果来作为构成犯罪的认定起点，同时刑法第235条所规定的过失致人重伤罪则以实际造成被害人重伤害结果作为构成犯罪的认定标准。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对于故意行为构成犯罪的，刑法所取标准较低，表现出对于故意犯罪的较为严厉的态度。而对于过失行为构成犯罪的，刑法所取的标准则较高，不仅如此，从我国刑法对伤害罪的规定而言，就算是故意伤害他人致轻伤而构顾犯罪的，也并不是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一般伤害案件，法律规定受害人可以提起自诉，同时对自诉案件，法律规定可以调解，也就是说造成轻伤结果的犯罪行为，只要得到受害的原谅，也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以此，重伤害才是我国刑法以规定的必须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作为正当防卫过程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而构成犯罪的起点标准，就应当体现这一损害后果的“重大”性和“明显”性，以轻伤害作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认定起点，其“重大”性和“明显”性就根本难以体现，且与故意伤害罪的标准无异，有悻于对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
第三，在我国刑法中，除第20条第2款有关防卫过当的规定外，均未出现对“重大损害”的规定。但是在刑法分则中的一些条文里，“重伤”这一特定的损害结果是与其他“重大损失”并列规定的，如刑法第115条所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刑法第133条所规定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等等。此类规定表明，“重伤”是法律所规定的“重大”损失（损害）的一种表现，而与另一种表现即死亡相比，重伤应当属于“重大”损失（损害）的最低起点。
第四，就防卫过当的主观方面来说，防卫过当的主观方面，包括过失犯罪行为在内，甚至于可以说绝大多数防卫人具有犯罪的过失，即具有应当预见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而其所构成的犯罪则应当属于过失性的，我国刑法中对过失犯罪只有重伤害对开始追究刑事责任。以重伤害作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认定起点，正好与刑法所规定过失致人重伤罪的认定标准相一致。
第五，从逻辑上讲故意伤害（轻伤）都难以称得上“重大损害”。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也不能排除在部分防卫过当案件中，防卫人具有明知自己的防卫行为可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重大损害，而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即间接故意，而其所构成的犯罪则属于故意性的。那么，能否基于与故意伤害罪的认定标准保持一致的考虑，把轻伤作为不应有“重大损害”的认定起点呢？回答应当是否定的。一方面，对于故意伤害他人而造成轻伤结果的，依法虽然构成犯罪，但其法定刑仅为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另一方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将故意伤害案（轻伤）明确列为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2项所规定的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的规定，对于此类刑事案件，“可以进行调解”。因此，无论从刑法规定的刑罚来看，或是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具体处理方式来看，故意伤害（轻伤）都难以称得上“重大损害”。即使是防卫过当构成了故意犯罪（仅限于间接故意），其认定的起点也应以实际造成重伤结果为宜。
第六，从防卫的目的性来讲，防卫行为是为了阻止不法侵害的进一步发生，只是造成的不法侵害人轻伤害的结果，往往并不足以阻止不法侵害行为的继续实施（进行）。现实中也存在不法侵害人虽然受到轻伤，甚至于“重伤”，但这种伤势，对于制上不法侵害行为的效果并不理想，实施不法侵害的受伤者不仅没有停止侵害，相反还仍然继续实施不法侵害行为。所以从防卫者的立场来评判不法侵害的危害性大小，只能根据一般人的知识水平所能认识到的、客观上可能发生的危害后果来评判，而不能以侵害行为实际造成的危害后果来判断。不难想象，在防卫人突然遭受不法侵害行为的侵袭，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危急时刻，要求其准确控制防卫行为的伤害程度，只能轻伤，不得重伤，这实在是过于苛求，因而也是不足取的。结果只能是大多数正当防卫人都会因为有效制止了不法侵害而被误定为是防卫过当，实际上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线。
第七，从正当防卫的意义而言，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是正当防卫的应有之义。因而在任何情形下，法律都允许防卫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某种最低程度的损害，亦即合法损害的下限。从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的精神来考虑，属于这下限的具体损害必须同时符合下述要求：其一，它们在任何情形下的出现，都不属于明显超出必要限度而造成的重大损害；其二，它们在任何情形下的出现，都不足以成立防卫过当，即不符合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受到刑罚处罚的条件。以此观之，防卫对不法侵害人造成轻微伤符合正当防卫限度标准的这些要求自不待言。至于轻伤，正如前述，言其为“重大损害”是难以接受的；而轻伤不足以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也是不可置疑的，即使在故意的情形下，造成轻伤结果虽然可以构成犯罪，但由于属于轻微的刑事案件，故不应视为重大损害。因此，应当认为，任何情形下的防卫致不法侵害人轻微伤或轻伤的，都在法律允许的防卫损害之列。
第八、从新刑法规定的特殊防卫权而言，致不法侵害人死亡的结果，也是正当防卫行为，因而一般防卫行为中轻伤结果
综上所述，以重伤侵害者的方式予以防卫，其防卫强度仅就客观损害结果而言，至多只能谓之“超过”或者“相当”，而绝不能认定为“明显超过”。防卫超过必要限度所明显造成的不应有的重大损害，应当以不应有的重伤以上损害结果为认定标准。当然，对作为防卫过当构成条件中的“重大损害”的认定，不能认为构成重伤就是防卫过当，还必须结合制上不法侵害行为的有效性程度去加以分析、把握，从侵害行为与防卫行为的强度及后果来对比判断，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进一步规定了无过当之防卫，就是说防卫行为均不存在法定的“明显超过”标准，因而也不存在认定防卫过当的问题了。
二
从立法上看，对防卫过当行为的界定，通常就是关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问题。笔者认为，在认定防卫是否过当这一问题上，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认定标准有待具体化、明确化。具体地说就是对防卫手段及其打击强度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实际是一个如何评判防卫限度之合法性的认识问题。
确定正当防卫是否过当，应当以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为标准。什么是“必要限度”，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标准。如何理解和确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曾有过“基本相适应说”、“必要说”、“需要说”三种不同观点。①
“基本相适应说”认为，防卫行为同不法侵害行为，在性质、手段、强度和后果之间，要基本相适应（不是完全相适应，允许适当超越），才能成立正当防卫。否则，防卫行为明显超过侵害行为，造成不应有危害的，是防卫过当。“必要说”，主张以制止住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必需的行为作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只要防卫行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要的，则无论造成的损害是轻是重，防卫都是适当的。如果不是非此不能制止不法侵害，造成不应有危害的，就应认为是防卫过当。“需要说”，则认为，防卫是否过当，要以是否有利于鼓励和支持公民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需要为原则。只要防卫者认为需要，无论实行什么行为，造成什么结果，都是正当的。修订的刑法将1979年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修改“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改为“造重大损害”，从而降低了界定防卫过当的标准，扩大了正当防卫的范围。刑法原有规定的“超过必要限度”界定在防卫行为同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和损害程度要基本相适应上，不利于对正当防卫人的保护。修订的刑法总结了实践经验，明确规定防卫行为的力度可以大于侵害行为，在防卫的必要限度上，只要没有“明显超过”，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都是正当防卫。这一修订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并且从立法上认定了基本相适应说已经过时，但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争论。
我国新刑法已经从立法上否定了基本相适应说，作出了可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规定，防卫行为同不法侵害行为，在性质、手段、强度和后果之间，可以明显超越，而不强求要基本相适应，对于新的立法规定，学界一般认为，它在继续强调防卫行为的目的性的同时，通过增加“明显超过”和“造成重大损害”等字眼，显然拓展了防卫行为的正当性范围；具体地讲，就是取消了要求防卫行为在手段、强度及损害后果上与侵害行为基本相适应的限制，明确肯定了“超过”的合法性。对于徒手侵害行为，一般情况下可以要求防卫人尽量不动用锐器致人重伤或者死亡。但这一通常情况并不排斥特殊情况下防卫人使用锐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倘若在人数与力量上均超过防卫者，防卫人不借助器械，只能徒手反击，显然是难以对抗不法侵害的。在此情况下，当然也谈不上足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行为了。注重了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的基本相当性，而相对忽视了防卫行为的目的性和有效性，这是我们在运用现行刑法的规则分析是否属于防卫过当案件性质时必须克服的在观念上的障碍。
“需要说”主张对防卫手段不加任何限制，其与刑法所规定的精神不尽相符，因而也难以成立。
笔者认为，对于防卫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把握，关键在于准确认定防卫损害是否为足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以及是否属于明显的不应有的重大损害。
应当说，“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实质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体两面。“造成重大损害”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具体表现；“超过必要限度”是“造成重大损害”判断标准。也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换言之，只是在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存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不存在所谓的‘手段过当’而‘结果不过当’或者相反的现象”②。
如何去正确理解和确定“防卫的必要限度”呢？实际就是正确把握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实质和具体标准。从本质上讲，必要限度就是以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住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为必需的限度。对于防卫手段来说，其力度大于侵害力度是合理的，但防卫并非没有任何限制，“足以制止住不法侵害所必需”，本身就是限制，这也正是刑法规定的“必要限度”。因为采取正当防卫的最终目的是要制止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评判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应与不法侵害人的行为目的、手段、强度、后果相联系，因而正当防卫应以不法侵害人停止或不能继续进行不法侵害为限。
同时，这种必需性，还体现在是否是必需进行防卫。因为绝大多数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都是由行为人对侵害者的打击造成的。而确定行为人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对侵害者进行打击，是否有必要采取以伤害不法侵害者的身体的方式进行防卫，对确定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许多时候，当不法侵害者对行为人进行侵害时，行为人用避开、喊叫等方法，可以阻止侵害行为的继续和防止侵害结果的发生，这样就不应再对侵害者进行打击，否则就属于互相斗殴或有意加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就要负刑事责任。
当然，防卫行为是必需还是不必需，不能以防卫者的主观认识为标准，只能以客观的实际情况为标准。要从实际出发，把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放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进行考察。因此，必须查明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如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以及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后果，不法侵害者个人情况，防卫人所保护权益的大小、防卫人的处境等等因素，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防卫人往往是在仰不及防的紧急状态下被动应战，其防卫意识与意志均形成于瞬息之间，在如此短暂的时刻倘若要求防卫人对不法侵害者的确实意图和危害程度立即作出判断，继而恰当选择防卫方式、工具，并准确控制防卫行为的损害程度，使之不造成“不应有的危害”，这对于享有正当防卫权的绝大多数公民来说，都不能不可谓是一种苛求。现行刑法将防卫限度的评价对象集中于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只要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或者虽然造成了重大损害，但与侵害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相比较并非是“明显超过”的，都属于正当防卫。这样就既克服了上述要求防卫人须作复杂判断的“苛求”之弊，同时又使防卫行为“适当”与“过当”的限度标准获得了统一的评价，因而是可取的。因此，对正当防卫行为不宜提出过严的要求。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是为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的损害的，就应当认为是正当的合法的防卫行为。如果防卫行为不是一般超过而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则属于防卫过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