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大监督职能的加强

法学硕士研究生 石安洲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但就当前来看，我国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人大常委自身监督机制尚有缺憾，监督工作面临体制障碍，人大监督文化并没有形成，从而制约了我国人大监督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基于对此现状的分析，进一步探讨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职能的对策。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 监督职能

在我国主要确立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其中权力机关则是最主要的监督主体。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人大监督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实现法治的具体要求，也是树立宪法权威、维护法制统一的关键。

一、 人大监督概述

（一）人大监督的定义
我国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多样，要依靠一支数量庞大的兼职的人大代表来履行繁重的复杂的各项职能，显然不现实。况且通常情况下，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为弥补上述缺陷，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作为人大的常设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都是国家权力机关，都有行使监督职能的权力。人大监督包括对其自身的监督和对“一府两院”的监督。
新出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明确了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本文所研究的人大监督主要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一府两院”的工作依法进行指导、审查、督促，并在此基础上行使相应的审议批准、决定、罢免等职权的过程。监督内容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两方面。
（二）人大监督的价值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公民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的国家机关，人大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主权。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是具有国家性、人民性和绝对权威性的最高层次监督主体。
监督，就是对国家权力的运行加以控制以期预防和消除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和蔓延。监督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是防范和纠正国家行为偏差的强制措施，是保障和提高国家决策效能的理想途径，是克服国家权力自毁基础的补救手段，是现代国家职能中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种职能。
监督权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的国家权力之一。从理论上讲，国家监督权力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广大人民是实施国家监督的根本主体，人大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就成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政府等国家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承认或不尊重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就是不承认或不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在近代各国宪政史上，国家机关的分权和相互制约是普遍性的规律。分权学说的精髓是分权和制衡。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在批判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学说的同时，往往忽略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的必要，讳言监督，没有很好地解决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问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理论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实质，是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和规范。是把资本主义国家少数统治者或者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制衡 ,变成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实现的最高层次的监督 ,是国家监督制度的基础。

二、人大监督弱化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大监督制度功能不断得到强化，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依法行政,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监督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规范了人大监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人大作为“全权机关”职权的虚化,夯实了维护法治、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制度基础。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各级人大监督职能仍需强化，人大监督表现出抽象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弹性监督多，刚性监督少；一般性监督多，跟踪监督少；事后监督多，事前事中监督少等特点 。监督工作仍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其监督职能有待进一步发挥。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宪法监督制度不完备
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宪法监督是法治国家的法制保障。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首先就应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
我国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对于宪法监督应该既包括特定机关对国家立法的合宪性审查，也应该包括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遵守宪法的具体活动的监督。但是，“实践中我国宪法监督主体所进行的宪法监督，无论是事前的，还是事后的，至多只是就法律法规是否与其上位规范相抵触的问题进行审查，这种只停留在抽象监督范围的宪法监督距完善的宪法监督距离甚远”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1．宪法监督程序不明确。宪法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的具体程序，在实际中就套用了立法程序。这样，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起合宪审查的主体一般通过“要求”或“建议”形式提出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是否受理、怎样具体审理及结论如何都没有具体规定，更谈不上透明度；县以上人民代表大会怎样保证宪法在本行政区域的执行更是不明确。
2．宪法监督内容不够全面。根据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里必须明确的是违宪不同于违法，违宪是国家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宪和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职务行为违宪。事实上，我国的宪法监督只限于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对特定主体的具体行为的宪法监督还从未实施过，这样一来，“一府两院”滥用权力和越权等违反宪法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违宪制裁。
3．宪法监督权的实施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宪法监督、宪法保障和特定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进行追究的制度，外国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制裁违宪立法和违宪行为的。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监督法》规定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和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显然缺乏刚性效力。
（二）人大常委会运行监督机制弱化
我国宪政体制下，人大的监督职能主要由人大常委会来履行。《监督法》的出台规范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制度的法制化，基本明确了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但是人大常委会自身运行的监督机制弱化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1．人员问题。由于各级人大常委会专职化程度低，而多数委员年龄又偏高，人大常委会被看成是“安排老干部的场所”，这“一低一高”现象从客观上影响了人大常委会监督力度的发挥。
2．自身监督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对人大常委会的履职监督不够，使得人大常委会委员缺乏责任意识，履职热情不高，工作消极，没有及时而充分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其的监督职能。
（三）人大监督面临政治体制障碍
在我国，最核心的政治体制问题还是党政领导体制问题。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分析,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治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具有完整、系统的管理体制，使我国客观上存在两个公共管理系统，一是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主要由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组成；二是执政党公共管理系统。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最高领导机构。这种体制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在职能侧重上有所区别。我国人大处于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之中，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人大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种权力中，决策权是核心，执政党掌握这一权力，事实上也就控制了政治领导权。
从职权侧重的角度来划分，我国的政治体制现状是党委行使决策权、政府行使执行权、人大行使监督权。由于我国宏观政治体制缺乏有效的监督职能，党委的决策权和政府的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因而监督权成了我国政治体制中的薄弱环节。
由于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惯性，在国家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委往往直接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务，甚至包括重大的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党委的某些重大决定有时不经过人大依照法律程序讨论和决定，就直接交由行政、司法机关去执行，有时党委还与政府共同决定某些事务，对于党委的决定及其由行政、司法机关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人大如何进行监督和纠正还缺少具体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人大对某些行政和法律行为监督时，在实践中往往会最终 “监督到党委头上”，转变成为人大对党的直接监督，而人大又是受党委领导的。因此，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问题便成了一个影响人大监督职能发挥的政治体制难题。
（四）人大监督的政治文化还没有真正形成
大多数人认为，人大监督不力的问题重心在于制度设计。但笔者认为，从深层次上追根溯源，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政治文化是政治体制之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使现代宪政意义上的人大监督，难以发挥巨大的政治思想导向、政治评价等功能,从而影响着我国人大监督权威的形成和树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社会各方面对人大监督的理性认识虽然比过去有所提高，但这种认识的程度还不够深入。从被监督者来说，一些被监督者还缺乏自觉接受监督的观念，在行为上有时还规避人大监督。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有了党的领导和监督,人大的监督不过是“走走形式”；人大是“大牌子，空架子，闲着没事找岔子”，对人大开展的监督活动不屑一顾；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大让其汇报工作不到场，人大评议其工作不参加的现象。另一方面，作为监督主体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强。一些地方人大在开展监督工作中畏难情绪较重，有的代表还存在“党委不点头，不能监督；政府不高兴,不敢监督；遇到疑难问题，不会监督”的现象；有的代表抱着做“好好人”的态度，怕认真监督搞僵了关系，怕得罪人；有的代表怕越权、怕麻烦，往往从支持配合方面考虑多，从认真履行监督职能方面考虑少。

三、加强人大监督职能之对策研究

（一）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1．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机关。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体上看是适宜的，但是实践上难以实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务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其人员成分多样、素质层次不一，难以胜任宪法监督对专业化和技术性的要求。
　　竞争法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其中，反垄断法更有“经济宪法”之称。经过多年发展，欧洲各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发达和完善的竞争法以及反垄断法律制度。

　　欧盟竞争法执法机构（欧盟委员会和法院）与成员国法院之间的关系定位

　　欧共体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的执行者主要包括：1.欧盟委员会负责欧洲范围内的执法，竞争总司是具体的职责部门。2.各成员国的竞争监管机构负责本国的竞争执法。3.各成员国法院负责对本国的竞争执法机构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并受理与竞争法有关的民事诉讼。

　　2002年12月10日颁布的《关于实施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制定的竞争规则的（EC）第1／2003号理事会条例》（以下简称第1／2003号理事会条例）规定欧盟委员会执行欧共体第81条和第82条的程序性框架，授权成员国的竞争监管机构和成员国法院全面实施欧盟竞争法，保证各成员国统一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1条和82条，并尽可能地引导各成员国通过欧共体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的实施保证各成员国之间贸易的正常化。

　　欧盟与各成员国的竞争监管机构进行合作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主要包括：第1／2003号理事会条例、关于在欧盟竞争网络中互相合作的通知、与各成员国法院互相合作的通知以及2009年4月29日发布的关于第1／2003号理事会条例应用情况的报告。

　　欧洲竞争网络参与者主要包括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和各成员国的竞争主管机构，共有40多个成员（因为一些成员国有2个以上的竞争主管机构）。欧洲竞争网络的目标是保证各成员国的竞争主管机构有效运用和统一执行欧洲竞争规则。

　　欧洲竞争网络有着各种各样的合作形式。在依照第1／2003号理事会条例处理案件方面，各成员国可以共享各种工作资源，可以进行信息交流和互相协助，为了保证欧盟法律的统一执行，可以在处理案件时进行合作。

　　在信息交换方面，第1／2003号理事会条例第12条规定委员会和成员国竞争主管部门有权相互交换任何有关事实或法律，包括保密信息，尤其是那些可以作为证据的信息（但宽大处理案件中的信息应当是例外）。第12条第2款和第3款中规定各成员国竞争管理机构有权将从欧洲竞争网络成员得到的信息作为证据。但同时规定如果成员国竞争法在同一案件中与共同体的竞争法平行适用，且该适用不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则在本条项下交换的信息也可以在适用成员国竞争法时使用。

　　若根据第12条第1款交换的信息对自然人实施处罚的证据，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移送信息的竞争主管机关所在国法律对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项下的违法行为将会实施类似的处罚；信息收集的方式所体现的、对自然人辩护权的尊重程度，与接收信息的竞争主管机关所在国法律规定一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交换的信息不能被接受信息的竞争主管机关用于判处监禁类处罚。

　　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法院之间的合作广泛，各成员国法院有义务对第81条和第82条进行全面的适用，有义务知晓委员会适用第81条和第82条的判决情况。

　　在最近5年内，委员会一共收到了各成员国提交的竞争法方面大约160份判决书，请求委员会提供信息的不超过10次，征求意见的有19个，提交调查报告2份。

　　欧洲法院审理的竞争诉讼案件

　　1.司法体系。从1989年开始，欧盟层面共有两级法院。一审法院是欧洲初审法院，该法院属于具有多种管辖权的法院，在竞争法方面具有更加深厚的知识；终审法院是欧洲法院，该法院是宪法法院，一直对竞争法保持高度的关注，主要审理上诉案件和答复成员国法院征求的初步意见。2008年欧洲法院共受理592件新案件（其中包括288个征求初步意见的，77件上诉案件），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有767件。欧洲初审法院共受理629件新案件，正在审理中的案件有1178件。截至2008年底，两级法院共有正在审理中的竞争案件267件（初审法院231件，欧洲法院36件）。

　　当事人对下列行为可以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委员会各部门行为被宣告无效的（初审法院受理并可上诉到欧洲法院）；欧委会的决定无法执行的（初审法院受理并可上诉到欧洲法院）；委员会行为造成损害的（初审法院受理并可上诉到欧洲法院）；委员会采取临时措施的（初审法院受理并可上诉到欧洲法院）；委员会对成员国造成侵权的行为（欧洲法院审理）。各成员国要求作出初步解释的案件由欧洲法院受理。对委员会关于竞争案件的决定提出无效申请必须在两个月内，委员会违反法律、缺乏能力、重要的程序瑕疵和权力的滥用可以作为抗辩理由。法院对委员会的行为只能宣告无效，不能发布禁令（在临时措施中例外）。

　　2.竞争案件诉讼。竞争案件诉讼有一些重要的特征：委员会反托拉斯的决定经常被提起上诉，但理由往往局限于某些方面，如期限、罚款和宽大处理等；申请合并无效的案件不是经常发生；还有一些投诉委员会决定不正确、行为造成损失的以及一些临时性的措施。初审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主要包括：对事实认定不服的、要求作出程序性和法律性解释的、认为自己选择机会和对复杂经济问题评估能力受到限制的。法院在审理上诉案件时只能针对法律和程序问题进行审查。初审法院2004年受理竞争诉讼案件36件，2005年受理40件，2006年受理81件，2007年受理62件，2008年受理71件。欧洲法院2004年受理该类案件33件，2005年受理10件，2006年受理32件，2007年受理31件，2008年受理10件。

　　2007年在法院判决的委员会作为当事人一方的74件案件中，51件案件欧委会胜诉，5件案件撤诉，6件案件降低罚款，12件案件欧委会败诉（其中10件案件主要是程序问题）；2008年法院判决的46件案件中，31件案件欧委会胜诉，9件案件撤诉，4件案件不需要判决，2件案件降低罚款，欧委会没有案件败诉；2009年法院判决的39件案件中，27件案件欧委会胜诉，4件案件撤诉，1件案件不需要判决，4件案件降低罚款，3件案件部分改判，欧委会没有案件完全败诉。近三年来法院判决的委员会作为一方的案件中，平均80%的案件欧委会胜诉或者对方撤诉，总罚款金额被减少了15%，这对于提高委员会作为竞争执法机构的威信和形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欧洲竞争法中的民事侵权责任

　　欧共体条约第81条规定了禁止垄断协议，第82条规定了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各成员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直接适用这两条。在民事纠纷中，适用这些条文可以宣告合同无效（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2款）、要求损害赔偿或者恢复原状以及发布临时的或者长期的禁令。欧洲初审法院和欧洲法院无权受理民事主体之间竞争损害赔偿之诉。民事主体之间的竞争损害赔偿案件由成员国法院受理或者由仲裁机构处理。目前，在欧盟还没有统一的民事法典，成员国法院在审理这一类案件时适用国内法，但要对欧洲法律给予必要的尊重。

　　欧盟法律对各成员国竞争法私人诉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成员国法院直接适用欧盟竞争法的基本原则（直接来自于欧共体条约）；二是通过委员的权力引导成员国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展开讨论（如发布绿皮书、白皮书，开展交流等）；三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引导各成员国按照欧盟的法律标准进行立法。

　　欧盟法律保护因违反欧共体条约第81条和第82条的侵权行为而受到侵害的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法律权利。但是欧盟法律并没有对第81条和第82条的私人执行作出具体规定，这方面的诉讼需要适用成员国法律，但各成员国在适用成员国法律处理私人赔偿诉讼时必须尊重欧盟法律的基本原则。

　　在企业合并案件中的私人执行方面，欧盟法律中关于合并控制的规章制度主要是由委员会来执行。在行政处理程序中，第三方如果有利害关系可以参与听证。在企业合并案件中，目前还没有个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案例发生。

　　委员会在2002年制定的第1／2003号理事会条例扩大了各成员国法院适用欧盟法律的权力，2004年发布了关于私人执行不力的国家情况和各成员国反垄断赔偿政策汇编，2005年的绿皮书提出了促进损害赔偿诉讼更便捷的意见，2006至2007年就绿皮书的内容展开公众讨论，2008年4月修订完成了白皮书，2008年夏天对白皮书的内容征求公众意见。

　　欧盟法律中关于民事损害赔偿基本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要目的是让受害方得到补偿，依照条约的规定建立有效的法律框架保证受害人实现自己的权利，保证损害计算方法的均衡，法律条文确定性和竞争平等，保证强有力的公共执行力。

　　委员会在白皮书中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明确支持间接消费者和集体提起诉讼、保证证据的取得、各成员国竞争主管机关决定的效力、无效请求的标准、损失的定义和计算、高额负担的转嫁、限制期间、诉讼费用以及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的关系。2009年3月欧洲议会批准了白皮书，委员会计划起草和出版关于损害量化分析的非强制性的指导性文件。

　　在竞争损害民事诉讼中存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证据问题，个人收集证据难度非常大；二是集体诉讼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诉讼模式。在证据方面，在大多数的反托拉斯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被诉违反竞争法的企业通过让受害者无法接触事实的方法使其无法起诉或者无法胜诉。在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在民事诉讼中都没有证据开示制度，受害方当事人承担了更多举证责任。但英国、爱尔兰和塞浦路斯等国都有证据开示制度。为提高当事人举证能力，白皮书规定，在存在事实争议的案件中，被控侵权的企业必须公开信息，对方当事人甚至可以要求法官下令披露。对于案件事实不确定的，主张权利的一方必须披露信息；拒绝披露信息或者故意毁坏证据要受到严厉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