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执行人员的心理素质

张洪军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做好执行工作的基础，在当前人民法院执行任务繁重，执法大环境有待改善的情况下，重视对执行人员的思想教育，培养其优良的心理素质，以期使他们成为能征惯战，有勇有谋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显得尤其重要。
执行工作是法院审判工作的继续，是法院发生法律效力文书确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得以实现的关键环节。执行工作的性质和任务以及人民法院必须严肃执法的客观需要给执行人员的执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左右执行人员的执法水平的诸因素中，执行人员的心理素质的优劣是最基本的因素。一个优秀的执行人员应当具备以下心理素质:
一、执行人员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人民法院应该是最具负责精神的机关，它既然用判决、调解或者其他法律文书明确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应该坚决地、毫不动摇地使有履行能力的案件成为现实。如果言而无信，行而无果，生效的能够执结的法律文书不能执行，那么久而久之必将失去民心，影响形象。根据审执分立的原则，此项任务历史地落到执行人员身上，故执行人员首先应具备强烈的工作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即树立起不论在执行工作的进程中有多少艰难困苦，都要有坚定不移地、锲而不舍地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当事人的权利变为现实的信念。那种消极应付的心理，那种牢骚满腹的情绪，那种不求进取、不负责任、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都是不足取的。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产生创造进取精神，就会任劳任怨、百折不回。
二、执行人员必须树立全局观念
执行人员要把办理每一件具体案件与“改革、发展、稳定”紧密联系起来，以求达到最佳社会效果。人民法院的司法行为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对法院有较强的依托感，作为法院的执法人员——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直接实施者，人们对他们更为注目。他们应该全局在胸，心系整体，在办理案件中，既要考虑到案件的直接结果，又要考虑到案件的社会效果；既不能因干扰多、关系复杂而无所适从，又不能只顾一案的质量与效果因小失大；既要考虑本地区的利益，更要考虑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总体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全局观念的执行人员不是个好执行人员。
三、执行人员要有无所畏惧的胆略和勇于开拓的魄力
实践证明，在同等条下，能够克服“执行难”，多办案的好手，往往是那些胆大、心细、有谋略、有魄力的执行人员。他们具备一般优秀审判人员所具备的处事稳妥，谦虚好学，熟知法律知识，秉公办案的优秀品质，又有敢于冲锋，勇于拼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胆略。执行人员的胆略和魄力来源于对案件事实的深刻了解，来源于对法律知识的融汇贯通，来源于对神圣职责的高度责任感。
四、执行人员应该有强烈的求知欲
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以及其他应由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应该予以执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认为对这些生效文书不加审查和研究而一概予以执行，也是错误的。首先，法律赋予执行人员一定的监督权，即对确有错误的执行根据依法提出异议，并经法定程序不予执行。其次，即使在执行根据并无任何错误的情况下，也应该考虑执行的社会效果，而从实际出发讲求方法、灵活机动地开展工作。这里就需要执行人员掌握法律知识、社会知识、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学问，例如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执行人员在细心阅读的基础上，不仅要弄清执行根据所依据的事实证据是否属实，法律依据是否准确，办案程序是否合法等，还要弄清执行程序中每一环节的具体规定和操作方法。如遇法定的不宜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如执行根据确有错误，执行异议成立，有可能执行回转的案件），应及时向院长报告，以期防错案于未然，避免由于执行措施的失误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
五、执行人员要有策略意识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同样要高度重视政策和策略，学会采用灵活机动的方法策略执行案件。首先要有与当事人进行较量心理战略的策略思想，以深入扎实的调查工作摸清被执行人的心理状态，及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原因。在心理上制胜被执行人，迫其就范。其次要学会具体案件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执行不同的案件，每一案件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同时在执行进程中会出现很多新情况。因此，执行人员要认真分析每一件案件的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变的尽可能适合该案件实际情况的方法执行之，切不可用一个模式的执行方法对待所有案件。
六、执行人员应具备临危不惧，处事不惊的良好心态
执行人员控制能力、应变能力来源于忠于职守的正义感，来源于无坚不摧的过硬心理素质。由于目前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执行人员遭围攻、群众性“抗法”事件时有发生。一遇到这种情况，执行人员要沉着、冷静、指挥若定，以公正执法者的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前，讲法律、叙情理、打动民心，制服个别煽动闹事者，努力争取多数，把握工作节奏，有力有利有节地控制事态发展并达到最终目的。
七、执行人员应始终保持稳定的思想情绪
稳定的心理素质是办好每一件案件的基础，也是应当贯穿于办理案件始终的思想情绪。稳定就是稳如泰山，就不应是大起大落，起伏无常。稳定就应切戒急于求成，浮躁盲动，案件一时执行不了要坐下来研究对策，正面进攻不奏效，可以采取迂回战术，强攻不下，可以“智取”。思想深处固然要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但却不可有因一时执行不了案件就非要强攻硬拼的冲动。切实避免不分对象，不加区别，任性蛮干，而人为地造成执行工作的被动。
八、执行人员应具备忍辱负重的心理素质
内部的外部的以及自己心理中的种种困难，纵横交错，盘根错节，但作为一个优秀的执行人员应该胸怀博大，容“百川于心”。心理承受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执行人员素质的高下，勿以一言善恶而动怒，勿以自己一时冲动而定取舍。在执行中不为人们所理解之时，要想一想大局，想一想事业，轻松地舒一口气，把心理调整平衡，以求继续完成自己的既定任务。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主要依靠执行人员的自身学习和实践，当然，也离不开领导培养教育。在学习和实践方面，执行人员应认真阅读与执行有关的专业书籍及心理学专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执行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磨炼意志，锻造良好心理，法院领导在抓执行队建设中，侧重抓好执行人员优良心理素质的培养，努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思想上进、工作进取、业务过硬的执行队伍。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


两岸证明妨碍制度比较研究
——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余茂玉 何艳芳*
【摘 要】我国大陆现行立法就证明妨碍制度并无完善之规定，而相比而言，我国台湾地区就证明妨碍制度无论是在民事诉讼中还是行政诉讼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且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对研究我国大陆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具有较高价值的。
【关键词】证明妨碍 构成要件 法律后果

*本文原载《台湾法研究（季刊）》2005年第3期。

一、我国台湾地区的证明妨碍制度
（一）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
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所谓证明妨碍问题是指“对毁灭、隐匿证据以妨害他造进行证明活动之当事人，课予其证据法上一定之不利效果。” 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即使2000年修正之前，第360、362条等规定亦早已蕴含此证明妨碍之概念，而在2000年修正时，更增设证明妨碍之一般性规定，依第282条之一第一项之明文：“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碍难使用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不区分证据之种类，使证明妨碍之法理对所有证据均可适用。在该条规定的基础之上，修正后的台湾地区民诉法第345条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文书之主张或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
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通常将证明妨碍界定为：“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在具备一定主观归责要件（如故意、过失），将证据方法毁损、隐匿或妨害其利用，使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因无法利用该证据而无法尽举证责任，此时如依原来举证责任分配之原则使该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承受败诉判决，将产生不公平之结果，从而在事实之认定上，就负举证责任当事人之事实主张，作对其有利之调整。” 在此定义之下，证明妨碍之问题系属举证责任之概念紧密连结，且规范之主体系针对“未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其背后所隐含的意思是：若证明妨碍的主体是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则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其本即将因欠缺该证据而受败诉判决之不利益，从而并无另以证明妨碍论断之必要。笔者以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定义并无不妥，然而，当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其所妨害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就待证事实所进行的反证，此时是否有必要适用证明妨碍之规定作出对负举证责任之一方当事人不利之裁断，作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毁损、隐匿或妨害利用证据对其来说似为其权利（当事人享有处分权利），但若这种处分影响他方当事人之证明活动之时则应视为不当行为，也就是说，当事人可通过处分导致对自己的不利益，但这种不利益不得扩及他方当事人。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在完善证明妨碍规定之时明确强调了“诉讼法上的诚信”和“当事人之公平”，这两点也奠定了台湾地区证明妨碍理论的法理基础。除此之外，有学者进一步以当事人相互间在诉讼法上所负之“事案解明义务”，作为证明妨碍理论的法理基础。事案解明义务意味着各方当事人为使诉讼得以顺利开展，都负有使法官明晰案件事实的义务。但到底应当规定“事案解明义务”还是“限定事案解明义务”仍存较大论争 。不过，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理性的思路，通过将证明妨碍理论与事案解明义务加以连结，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出台湾地区证明妨碍规定的功能，已非限于处理“一造当事人积极地毁灭对他造有利之证据”，而进一步扩及“消极地隐匿、不提出此等证据”的形态，使得证明妨碍亦兼负有“协助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收集证据”、“课予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开示义务”之功能。
（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证明妨碍问题有规定，这在上面的研究中已经提及，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也对证明妨碍问题作出了规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35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藏或者致碍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前项情形，于裁判前应令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从这款规定来看，台湾行政诉讼领域的证明妨碍之主观构成要件仅为故意，但与我们前面分析台湾地区民事诉讼领域证明妨碍所提到的一样，基于“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当事人间公平”的理念，过失也应是构成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因为妨碍者即使对证据的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在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可能是过失；妨碍者即使对证据于将来诉讼上的意义有预见，但由于过失而非故意，而将该证据毁灭。此外，妨碍者可能对证据的毁灭和证据于将来诉讼上的意义均有疏忽大意之过失而致妨碍行为出现。所以，过失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之主观形态是有其理论依据的。
二、我国大陆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实然”和“应然”
在考察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之后，下面我们将结合上述研究，分析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的现存的规定和改革的方向。
（一）关于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
证明妨碍之构成要件，是指各种妨碍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共同具有的因素，只有具备这些因素，才构成证明妨碍。就证明妨碍之构成要件而言，通常可区分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在客观要件方面，包括：一、行为要件，即须有证明妨碍之行为。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同样的道理，证明妨碍之行为分为作为的证明妨碍和不作为的证明妨碍，前者如毁灭、隐匿某项重要之书证，后者如持有某项对己不利之证据而不提交法庭。二、结果要件，即待证事实（诉争事实）须为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之结果，亦即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如果说行为要件是首要之要件的话，结果要件则是最根本之要件，无此要件即使有证明妨碍之行为也不可据此作出对行为人不利之裁断，当然有此结果，但结果并非源自于证明妨碍行为则同样不可据此作出对某方不利之裁断，也就是说，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是相辅相成的。证明妨碍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由于当事人的证明妨碍行为而致待证事实无法查明时的情况，如果待证事实没有受到妨碍行为的影响，并未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也就没有适用证明妨碍规则的必要。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构成举证妨碍的结果要件，必须具备二个特征：（1）客观性。事实真伪不明应当是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的状态，而非虚拟的。（2）不可补救性。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定格后，待证事实无证据可加以证明，也就是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三、因果关系要件，即妨害“行为”与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之“结果”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事物、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引起他现象的现象即原因，被引起的现象就叫结果。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相对性和多样性等特点。证明妨碍上的因果关系便是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证据法上的具体体现，它们之间是特殊和普遍、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证明妨碍上的因果关系虽是客观的，但对其认定又具有主观性，最终决定法律责任的因果关系是司法审判人员依据一定规则和理论，在对妨害行为、结果、特定案情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的过程中认定的，又不完全等同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证明妨碍之因果关系认定可参酌民法中侵权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予以思考，基于此，对证明妨碍形成之因果关系应依据以下标准认定：第一，根据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认定。作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必然发生在结果出现之前，因此只有先于结果出现的现象才可能成为原因，凡是后于结果发生的现象，都不可能成为原因，因而应排除在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之外。第二，根据事实的客观性来认定。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此妨害行为的实施人的心理状态或不利方的主观臆测等均不能成为原因。第三，根据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所谓必要条件规则是指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具体检验方法有：1.反证检验法，即提出一个反问，如果没有A现象，B现象还会出现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A现象就不是B现象发生的原因；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A现象可能成为B现象发生的原因。2.剔除法。其特点是建立一个拟制的模式，排列各种可能的原因现象，然后逐一剔除，观察结果是否还会发生。如果某一现象被剔除后结果仍然发生，则该现象就不是原因。3.替代法，即用其他非妨害行为替代可能成为原因的某一妨害行为，观察结果是否仍会发生，如果被替代后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则妨害行为就不是原因，反之则是原因。4.根据实质要素的补充检验来认定。其基本含义是，如果妨害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引起结果的原因。
在主观要件方面，过错是构成证明妨碍的唯一主观要件。过错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过错作为可归责事由，在于其本质上的不正当性或不良性。行为人的过错只有外化为行为，方具法律之意义，正如我们不得在刑事领域追究所谓“单纯思想犯”的刑事责任一样， 因此，在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中，“妨碍”行为是与过错紧密相联的。故意是指当事人一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举证困难或者举证不能，仍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结果造成他方举证不能或困难的后果，以致讼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当事人主观故意所为行为既可能指向他人的举证行为，也可能指向相关的证据，前者是对他人举证行为的干扰，后者是对证据本身证据能力的干扰。 与故意不同，过失作为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则存有争议，在台湾地区，目前对此问题明确表明见解之学者，多数承认过失证明妨碍行为之形态，主张即使在过失之情形下，基于前面所考察的“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当事人间公平”的理念，也应构成证明妨碍。在具体的形态上，则有：“一、对证据之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亦即他造当事人对该证据之需要）仅有疏于认识之过失；二、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认识，惟系基于过失而非故意，将该证据毁灭；以及三、对证据之毁灭及其将来在诉讼上之意义均仅有欠缺注意之过失等三种形态。” 由此可见，过失作为证明妨碍之主观要件亦有其法理基础。
（二）关于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
证明妨碍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诉讼结构失衡，不但损害了诉讼相对方的程序和实体利益，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活动和秩序的进行，使诉讼成本增加，从而有违诉讼经济和效率理念的确立。因此，诸多国家对证明妨碍人课以不利后果，以示惩戒。就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而言，其一方面与妨碍行为之样态之间有高度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确定法律后果的难度大于规范证明妨碍要件。出现此种情形的原因不外乎：证据毁灭难以确定其证明价值和法律后果中应规制何种规格的制裁。就证明价值而言，基于该证据业已毁灭的现实状况，而无从确定该证据之具体内容，从而也难以更进一步判断：当证据存在之时，将会对待证事实之认定有何种证明作用或者证明价值。此外，确定法律后果应当规制一种与被妨碍人利益受损幅度相当的制裁，如果超过了被妨碍人受损之利益而使其获得额外利益，则有失公正。但同时如果局限于受损之范围或小于受损之范围，则达不到制裁和预防的目的，就会使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制效果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后果对妨碍人的制裁应当适度大于被妨碍人的受损范围从而达到预防证明妨碍行为出现的作用，以减少证明妨碍行为的出现。这里的问题是对于不同主观形态下的证明妨碍应赋予其不同法律后果，否则区分其故意与过失则无什么意义。
在规制法律后果时应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不同类型和不同主观形态的案件应确定不同的法律后果。在台湾地区学术界，学者则几乎一致地认同“必须综合考量‘妨碍行为之态样’（特别系主观归责性）、‘该证据之重要性、可替代性’等因素，区分不同之案件类型，课予其不同证明妨碍之法效。” 笔者认为，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1、故意形态之证明妨碍。这时可能出现两种法律后果：一是举证责任转换；二是推定主张为真。举证责任进行转换可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从而调整证明妨碍行为带来的不平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也规定了证明妨碍制度，即：“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从这条规定看出实际属于故意形态之证明妨碍，因为“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就是最直观的表现。我国行政诉讼立法对证明妨碍所规制的法律后果即为推定“原告主张成立”。但原告的主张是否真的能够通过“被告持有的证据”得到证明，却是需要质证程序并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其它证据来综合判断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推定的结果是不稳定的。据此，证明妨碍行为被证明后，法院可以推定相关证据所指向的案件事实得到了证明。本条虽是一种推定，但在客观上构成了举证责任的倒置，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此处与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效果区分并不大。
2、过失形态之证明妨碍。对于过失形态之证明妨碍，在台湾地区学界，“目前所呈现之一般见解，则立法原则上之证明度标准应为‘高度盖然性’或‘法官确信’的基点，认为可依归责性之高低，异其法律效果：在因重大过失之证明妨碍，降低被妨碍人之举证责任至‘低度的盖然性’；在因轻过失之证明妨碍，则降低至‘优越的盖然性’”。 如果证明妨碍绝对地导致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后果，容易造成不公的现象，尤其是在过失造成证明妨碍之情形下，如果绝对地转换举证责任，过于显得不公平。这时如果不予以制裁也会使得过失妨碍人仍然保持着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之心态从而导致妨碍之情形难以杜绝。作为制裁的一种，降低被妨碍人的证明难度，即降低证明标准就能达到此种效果。笔者认为，妨碍人如果有重大过失，则可使被妨碍人需达到的证明标准降低到“低度的盖然性”，这时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大，遂相应减轻被妨碍人的证明责任；反过来，如果妨碍人只有较轻过失，则相应地调高被妨碍人需达到的证明标准即“优势的盖然性”，因为这时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遂相应调高被妨碍人的证明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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