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琼 , 陈晓红 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





关键词: 其他人格利益 纯粹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人格权 类型化 案例指导
内容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将精神损害赔偿的客体界定为“人身权益”，符合人格权本身的特点及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格权相比，“其他人格利益”是一种反射的、消极的利益，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够明确。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在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同时，也从社会政策和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在精神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等方面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给予了严格限制。为准确理解、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可以考虑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类型化经验，在相关案例中对该类型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定限制条件具体化，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或者其他方式加以公布，为法官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


一、引言：研究的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人身利益的侵害因此被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包括人身权和受法律保护的人身利益。[1]然而，与在法律上被明示规定、具有明确的内涵、外延和救济方式并且稳定性较强的人格权相比，学者们所称的“其他人格利益”往往是反射的、消极的，享有者无法请求他人履行，而只能在受到侵犯时请求法律的保护，稳定性较弱。因此，虽然《侵权责任法》将侵害“其他人格利益”所造成的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但与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相比，其应该受到更多限制，以确保在受害人人格利益的保护与行为人的行为自由之间达至合理的平衡。
依据２００１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３－４条的规定，对“其他人格利益”的保护主要表现为对侵犯“死者人格利益”和“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殊纪念物品”的精神损害赔偿。然而，我国的司法实践已经超越了《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将更多的人格利益纳入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例如，在侵犯“祭奠权”、[2]“生育选择权”[3]以及“担心感染狂犬病”[4]等案件中法院都判决予以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中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扩张，体现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其他人格利益”毕竟不是人格权，行为人有时候很难知晓该利益的存在。而且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因此极易被伪装和夸大从而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肆意扩张。这不仅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泛滥，而且可能造成行为人动辄得咎的局面。因此，笔者拟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适用《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之规定。
二、前提：“其他人格利益”的界定
“其他人格利益”是“其他法益”的下位概念。龙卫球教授认为：“权利仅限于指称名义上被称为权利者，属于广义法益的核心部分，其余民法上的利益均称为其他法益。”[5]结合人格权和法益的概念，可以将“其他人格利益”界定为：权利主体所固有的、与特定主体须臾不可分离的、受法律消极保护的利益。
在美国法上，有一个与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概念：“纯粹精神损害”。纯粹精神损害是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在处理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相互之间关系时，由美国法院所创造的。最初，美国判例法将因身体伤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作为寄生的损害给予赔偿，前提条件是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成立；[6]而对没有身体损害的单纯的精神损害则不予赔偿。在“巴塔拉诉纽约州案”[7]中，法官首次突破了将精神损害作为身体损害附属的做法，对因过失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依据精神损害与身体损害之间的关系，美国法上的精神损害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因身体损害所导致的非财产损害，即由此引发的对受伤者的身体和精神伤害的赔偿，如对痛苦或者失去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等的赔偿；第二类就是纯粹精神损害，即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在美国法上，损害财产一般不会导致精神损害赔偿，因此财产损害所导致的精神损害问题不属于非由身体损害所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
鲁晓明副教授借鉴了美国法上的这一概念，认为“纯粹精神损害”是指“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在其民事权利未受侵害情况下的精神利益损害”。[8]显然，这一概念的创设及其内涵的界定与我国法学界已研究多年的纯粹经济损失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瑞典侵权责任法》第２：４条对纯粹经济损失作了如下界定：“本法的纯粹经济损失应被理解为不与任何人身体伤害或者财产损害相联系而产生的经济损失。”[9]
不过，笔者认为，借鉴美国法上的概念却不考察其在美国法上的渊源及内涵，容易造成张冠李戴的现象。而且以是否有权利受到侵害作为划分精神损害“纯粹”与否的标准并不适宜。德国法学家冯·巴尔教授认为：“非财产损失和权利侵害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感情损失虽然会因为实体的损坏而产生，但是否实际产生却取决于个人的心里承受能力。而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真正要考察的并不是侵害所有权而导致的结果损害问题，而是人的精神痛苦在达到何种程度时才足以获得赔偿请求权。和纯粹经济损失不同，并不存在所谓的‘纯精神损害’。”[10]也就是说，在精神损害赔偿中需要考虑的是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问题。精神损害与特定人的人身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与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没有成文法典，也就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上所谓的“权利”与“利益”之分；侵权行为客体是否是一项成文法上的权利并不是其是否获得赔偿的必要条件。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精神伤害”本身即是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客体。因此，美国法上的纯粹精神损害是为了解决身体损害与精神损害的关系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以该精神损害是否由身体上的损害所导致作为划分标准，而非鲁晓明所界定的以“是否有基础权利受到侵害”为标准。[11]
《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客体为“人身权益”。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客体同样采取了两分法，即人身权和其他人身利益。但是，侵害人身利益所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并不等同于鲁晓明所称的纯粹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的这种做法，是基于精神损害本身与特定人的人身关系密切程度不同来考虑的，因而比较科学。因此，笔者建议，与其标新立异地采用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不如就采用《侵权责任法》上已经认可的损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
笔者拟以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的德国和英美法系代表性国家的美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两国立法和司法对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以期裨益于我国的理论和实践。
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德国为例
《德国民法典》第８４７条即著名的“抚慰金条款”开创了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关于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具体规定之先河。依据该条之规定，可以获得赔偿的类型主要是侵犯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以及诱使非法同居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除此之外，《德国民法典》第６１１条（雇佣关系中的性别歧视）、第６５１条（违反旅游合同）以及第８２４－８２６条（分别为信用的危害、诱使发生性行为和违反善良风俗的故意侵害）也规定了非财产损害赔偿。除此之外，《德国版权法》第９７条、《德国航空法》第５３条、《德国核能法》第２９条、《德国航海法》第４０条等都有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规定。[12]虽然规定了种类繁多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但由于缺乏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加之《德国民法典》第２５３条关于“仅在法律有所规定的情形下，才能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金钱赔偿”的规定，法律在应对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扩张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面对上述问题，《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正是采取对这一条款进行扩大化解释的方法来应对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日益增多的挑战：第一，将某些精神损害解释为一种健康损害；第二，创设一般人格权概念，并且将之解释为该条款所指的“其他权利”。
（一）健康权的扩张及其限制
根据德国法学界的见解：“医生为逃避损害赔偿义务而使病人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之内遭受身患癌症的恐惧，属于第８２３条第１款的范畴……在此之外，休克损害，如因获悉配偶死亡的消息而发生的休克损害，也属于健康损害。”[13]另外，“如果将健康侵害的界限置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之上，那么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可以被有效地用来应付来自环境的致害行为”。[14]由上可见，纳入“健康权”损害范围而给予赔偿的，包括休克损害、[15]精神恐惧以及环境利益受损所致损害这三类。
虽然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同样重要，但由于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极易被伪装和夸大，因此与一般生理健康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相比，对这类健康权受损所导致的损害赔偿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例如，对休克损害而言，与类似情况下的通常反应相比，受害人所遭受的医学上可以识别的心理或身体疾病要严重得多，并且持续时间要长得多；休克必须不能表现为不合理的或者扩大化的反应；如果遭受休克损害的人是第三人，还要求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必须有亲近的个人关系。[16]也就是说，与一般的健康权受侵犯相比，对心理健康受到侵犯事实的认定更为严格。在因果关系上，“蛋壳脑袋”理论这一适用于人身损害因果关系判断的理论在精神损害赔偿中的适用例外更多。冯·巴尔教授解释为：“这一规则虽有例外（特别是在那些不过是通常的琐碎小事却导致了无法想象的严重后果的案件中）；而精神上的受损倾向不如身体上的受损倾向那样受到重视也是事实。”[17]对直接受害人与第三人之间亲近关系的要求，一方面满足了可预见性的规则，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损害赔偿范围的过度扩张。
（二）损害一般人格权的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限制
一般人格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院通过“读者来信案”、“骑士案”、“录音案”以及“索拉亚案”等案件的判决所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18]是指“受尊重的权利、直接言论（如口头和书面言论）不受侵犯的权利以及不容他人干预其私生活和隐私的权利”。[19]德国学者“菲肯彻将一般人格权（同营业权）称为‘框架权利’”。[20]然而，在德国民法学者对民事权利的性质和类型的讨论时却并未涉及所谓的“框架性权利”。也就是说，这类权利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权利，而是权利之外的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作为一种权利类型而提出的所谓‘框架性权利’，在德国民法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侵权行为法领域。”[21]“这一权利的特征与这款（指第８２３条第１款）所列举的其他权利是不同的。对一般人格权的侵犯不能很容易的在事实上成立。”[22]这是因为，一方面侵害一般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比损害特别人格权的构成要件严格；另一方面，法官在判断责任承担时还要进行利益衡量。详而言之：
第一，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１款，德国法上的过错责任构成包括法益侵害、可归责性、违法性和过错四个要件。在违法性判断上，德国理论界存在“结果违法性”和“行为违法性”两种观点。“行为违法性”是指“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一切人都应当遵循的不侵害他人的一般义务”。[23]而关于“结果违法性”，德国学者则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违法性并不是什么疑难问题，因为原则上，行为符合侵权的事实要件即指示出其违法性，也就是说，只要没有特殊的排除违法性的理由，对法益的侵害总是违法的，这就是所谓结果违法学说的内容”。[24]“结果违法性”学说对“违法性”的判断采取的是一种推定的方式，并不积极去判断“违法性”要素；而“行为违法性”学说则要积极地去判断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要求的注意义务。然而，这一“指示违法性的原则不适用于框架性权利。对这些框架权利还必须对违法性进行明确的确定”。[25]由上可知，对侵犯法律明确规定权利的行为采用的是“结果违法性”学说；对侵犯“一般人格权”这种框架性权利的行为在违法性的判断上则采用“行为违法性”学说。也就是说，侵犯他人人格利益的事实并不能表明行为具有违法性，还需要考量该行为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而对义务之存在与否及其限制的判断应当受制于政策考量因素。[26]
第二，一般人格权在位阶上低于人格权，而且稳定性较弱，内涵、外延均不甚明确，边界很难被行为人所知晓，因而很可能与他人的人格权在同一层面上产生冲突。[27]若动辄让行为人承担侵犯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责任，会妨碍其行为自由。因此，“在认定非法侵害特别人格权时，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需权衡财产利益，但在认定非法侵犯一般人格权时，权衡财产利益就是必要的”。[28]“尤其是在媒体侵权的情况下，被告的言论自由可能处于危险之中。”[29]甚至，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在一项有关一般人格权的判例中说：“利益权衡原则必须具有决定性意义”。[30]也就是说，德国法上侵犯一般人格权是否构成侵权，是个案考察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四、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经验：以美国为例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侵权法在英美法系国家有着根深蒂固的判例法传统。在美国法上，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时并不考察原告某项具体权利是否被侵犯，因此不存在本文所讨论的侵犯“其他人格利益”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是，美国法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所考虑的一些法律政策因素以及所采取的一些限制手段亦能为我们处理类似案例提供借鉴。下面分述之。
（一）规则层面的限制
从总体上看，美国法对“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
在美国法早期，精神损害被作为身体损害的寄生损害看待。如果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诉讼不成立，即使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也不能得到赔偿。也就是说，美国法意义上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在这时是不存在的。这一规则过于严苛且欠缺公平性。因为遭受了一般的身体伤害就可以获得赔偿，而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却不能获得赔偿，对受害人十分不公平。后来，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了“（身体）影响规则”，即受害人在虽然只有轻微的身体伤害但却伴随着严重精神伤害的情况下也可以得到赔偿。例如，在“波特诉德拉威尔和ＷＲＲ公司案”[31]中，法院判决原告背部轻微的伤害或者眼中落入的灰尘都可以成为足够的“影响”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此后，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影响”的解释越来越作扩大化处理。在“大都会北线通勤铁路公司诉巴克利案”[32]中，原告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条件下长期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因担心感染癌症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案的争议就在于仅仅是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空气中而并没有感染的症状是否构成“身体影响”。法院最后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随着实践的发展，对身体影响规则的限制逐渐发展成为要求有身体上的症状或者是在医学上可以诊断的疾病，如有恶心、呕吐、流产等症状，或者符合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障碍病人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以及国际疾病分类中《精神障碍辞典》所规定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ＰＴＳＤ）的症状。然而，由于个体的精神和承受能力的不同，有些人特别容易出现ＰＴＳＤ所描述的症状。如果不考虑这些个体性因素，对被告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只有具有“正常毅力”的人才能获得赔偿。除ＰＴＳＤ之外，法官也给予那些症状被相当模糊地描述为“沮丧”的人以赔偿。[33]
基于精神损害的无形性，美国法院一般会要求精神损害是由身体损害导致的或者具有某种可以识别的身体上的症状，以证明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和严重性，从而避免虚假诉讼，危及行为自由。
２．可预见性规则的限制
可预见性规则在精神损害赔偿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法上各种类型的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中，行为人对精神损害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是法官和陪审团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这一规则突出表现为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
当事人特殊关系规则适用于在精神损害发生时双方当事人之间因合同、法律地位或者先行行为而存在某种特殊关系的案件。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行为人对受害人精神上的健康和安宁负有特殊的注意义务，对受害人可能遭受的精神损害也具有较高的预见性。在美国法上，这种特殊关系通常包括医患关系、邮局与收信人的关系、停尸房与死者家属的关系等。例如，在 “莫丽恩诉凯瑟基金医院案”[34]中，一位已婚妇女被诊断为患有梅毒，并且医生叮嘱其将这个诊断结果告诉丈夫，并建议其丈夫做检查。此后，该患者和丈夫彼此怀疑对方有婚外性行为，最后导致婚姻破裂。后经复诊，夫妻双方都没患梅毒。丈夫起诉到法院，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终审判决中，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认为，原告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原告的精神损害是可以合理预见的，因而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在判断被告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时，有两个限制性因素需要考虑：一是被告方是否负有照顾原告方精神安宁的义务，这主要是由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所决定的；二是被告方对多大范围内的人负有此种义务，只有与被告方有关系或者被告对其负有义务的人才能获得赔偿。[35]
３．因果关系的限制
被告的行为与原告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之间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争论的焦点问题。
早期在处理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案件时被经常引用的“米切尔诉罗切斯特公司案”[36]中，法官否认原告诉讼请求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流产并不是被告过失行为的直接后果，而是意外的、不寻常的情况结合一起所导致的。而在后续案件中适用的“危险区域规则”也是通过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有所突破而发展起来的。在“罗布诉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案”[37]中，原告驾车回家路过铁道时，后车轮被路口的车槽卡住了无法前行，而该车槽本是因为被告的过失才出现在这里的。原告尝试了几次移动汽车都没有成功。正在此时，被告的火车驶来，原告在火车撞上她的汽车前几秒钟逃离，并亲眼目睹了她的汽车被火车撞得支离破碎。原告躲过了火车，没有遭受身体上的伤害，但却因惊吓导致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此后无法哺育自己的婴儿，并且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养马工作。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满足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前两个限制条件：即被告有过失，原告有身体上的症状；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官认为被告行为是原告损害的直接原因，因而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上述两个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完全不同，关键在于法官和陪审团对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认定。在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科学的发展使得医学可以更好地确定侵害行为与精神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法律因果关系（英美法上通常称为“近因”）的认定则是一个融合了法律政策、利益衡量等众多考量因素的结果。
４．对第三人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
上述三种限制，适用于遭受精神损害的人是直接受害人的情形。如果遭受精神损害的人为间接受害人，美国法上还有专门的“狄龙要素”规则予以限制。
青海省海北州人民政府


海北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北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北政〔2008〕80 号

各县人民政府，青海湖农场，州政府各部门：

《海北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州政府第十六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请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2005年7月26日印发的《海北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北政〔2005〕59号）同时废止。

二○○八年七月十六日



海北州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则

一、为使州政府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海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规定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结合州政府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紧紧围绕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海北的历史任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省政府，州委、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策、决议和决定，努力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充分发挥州政府各部门和各县人民政府的作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法治政府。

三、州政府组成人员要忠实履行宪法、法律和法规赋予的职责，自觉接受州委的领导、州人大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州政协的民主监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高推行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勤奋工作、恪尽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齐心协力、团结干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州政府组成人员要带头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严格遵守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关于廉洁勤政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要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力戒工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五、州政府各部门要认真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行使职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要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机关作风，强化科学管理，推进电子政务，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要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确保政令畅通，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州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六、州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和州政府组成部门的主任、局长。

七、州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州长领导州政府的工作，副州长、秘书长协助州长工作，并对州长负责。州长外出期间，由常务副州长主持州政府日常工作。

八、州长召集和主持州政府全体会议、州政府常务会议。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州政府常务会议或州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对紧急和突发性重大事件，来不及召开会议而又必须及时处理的，分管副州长协调处理后，向州长报告。

九、副州长、秘书长按照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州长委托处理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对分管工作和专项任务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事件应及时向州长报告，涉及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向州长提出解决的意见。受州长委托，可代表州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十、秘书长在州长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州政府的日常工作，协调落实州政府决定事项和州长交办事项；领导和协调副秘书长工作。

十一、州政府组成部门的主任、局长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州政府工作部门受州政府统一领导，在本部门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责。 监察局、审计局在州长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十二、涉及多个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主办部门要主动与协办部门协调，协办部门应积极配合。部门需要向州政府汇报的事项，应先向分管副州长汇报；确需向州长汇报的，必须事前征求分管副州长的意见。部门向州政府汇报工作，必须由主要负责人汇报，主要负责人因故不能汇报的，委托分管副职汇报。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三、依照宪法和法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和灵活措施，加速自治州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充分保障少数民族行使自治的权力，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十四、州政府及其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五、贯彻执行省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经济贸易，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十六、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七、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政策和措施，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发展基层民主。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预防和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十八、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益。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九、州政府及其各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二十、本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宏观调控、改善民生、生态保护等方面的重要决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全州改革发展稳定等重要政策措施和重要决策；全州社会事务管理、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有关全州重大投资建设等重大决策；州政府重要工作部署，自治州单行条例和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本工作规则规定的事项，由州政府全体会议或州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二十一、各地区、各部门在提请州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前，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深入调查研究，经过专家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系统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为州政府决策提供符合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和实际情况的意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县、乡（镇）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对矛盾突出、敏感，争议较大或可提供多种解决方案的议题，应提供论证和评估资料、对比方案和相关背景材料。

二十二、州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及人民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章 推进依法行政

二十三、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州政府及其各部门要严格依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规范行使行政权，强化行政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十四、州政府根据全州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适时提出制定、修改或废止自治州单行条例议案，制定、修改或废止政府规范性文件，确保自治州单行条例议案和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二十五、各部门提请州政府决策的涉及法律的事项，报送州政府前应当经过论证和法制机构的合法性审查。

二十六、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州政府的决定和命令。凡为履行政府职能，对公民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规范性文件，应通过社会公示、听证会或座谈会等形式征询意见或建议。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协调一致，由州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或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依法在规定的时限内报州政府备案，由州政府法制机构审查并定期向州政府报告。



二十七、提请州政府讨论的自治州单行条例草案和审议的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州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州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工作由州政府法制机构承办。

二十八、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和权限，加强执法机关的执法协调，积极稳妥地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和综合执法改革工作。

第六章 加强行政监督

二十九、州政府要自觉接受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备案政府规范性文件，接受执法检查，办理议案和建议；接受州政协的民主监督，听取意见和建议，办理提案。

三十、各部门、各地区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州政府报告。

三十一、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规章、行政复议法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发现并坚决纠正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性文件，及时发现并坚决纠正州级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下级政府及其部门对州政府及其各部门的工作意见和建议。

三十二、州政府及其各部门应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及时处理来信来访，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对群体性上访事件要高度重视、依法办理、按政策办理。州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

三十三、州政府及其各部门要接受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查处和整改，并向州政府报告。实行政务公开，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重视群众和社会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州政府及其各部门应设立新闻发言人，加强政府信息披露和宣传工作。

第七章 年度工作安排

三十四、州政府及其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除有重大政策变动外，不得随意调整。

三十五、州政府提出的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需要讨论的自治州单行条例草案和需要审议的政府规范性文件草案，对州政府召开的全州性会议、以政府名义组织的重大活动作出计划，形成州政府年度工作安排，下发执行。

三十六、各部门、各地区对落实州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实行工作目标责任，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州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州政府办公室加强督查、督办，适时做出通报。

第八章 会议制度

三十七、州政府实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专题会议制度。

三十八、州政府全体会议由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和州政府组成部门的主任、局长组成。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大工作部署、重要指示、决定、决议和重要会议精神；

（二）通报全州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

（三）讨论决定州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四）讨论通过提请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草案；

（五）总结和部署州政府的重要工作。

州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如有重要事项可由州长决定随时召开。会议议题由州长确定，由州长或州长委托常务副州长召集和主持。根据需要，可安排州政府副秘书长、有关部门、地区和单位负责人列席；可邀请州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协、州法院、州检察院领导同志和州委有关部门、群众团体、民主人士、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列席。

三十九、州政府常务会议由州长、副州长、秘书长组成，副秘书长列席，州发改委、州财政局、州经贸委、州审计局、州监察局、州政府法制办主要负责人列席，州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列席会议。根据会议内容，可邀请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协、州法院、州检察院领导同志及有关专家列席会议。会议由州长决定召开，由州长或州长委托常务副州长召集和主持。州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州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和会议精神，传达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提出具体贯彻意见；

（二）研究决定提请州人大或州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有关事项。主要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以及执行情况报告；自治州单行条例草案；州政府需提请州人大或州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三）研究决定事关全局性的重大事项。主要有：州委重大决策事项和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的落实措施；报请省政府或州委研究的有关事项；以州政府名义作出的重要决策；行政区划变更及调整；州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计划；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宜和重大改革措施方案；

（四） 制定或修订重要的州政府规章和重要规范性文件；

（五） 分析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形势，研究产业布局，制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

（六） 讨论决定州政府各部门、各县人民政府请示州政府的重要事项；

（七） 研究决定大型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八） 研究决定以政府名义组织的重大活动方案；

（九） 研究提出对重大事件的处理意见；

（十） 讨论研究政府自身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

（十一） 审议决定需经州政府任免和奖惩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事项；

（十二） 其他需要列入州政府常务会议讨论的事项。

州政府常务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两次或根据需要召开，出席人数须超过其组成人员的半数以上。

四十、州政府专题会议由州长、副州长或州长、副州长委托秘书长、副秘书长召集，州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涉及两位以上副州长分管工作的，可共同召集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研究处理属于州长、副州长分管职责范围内、需要统筹协调实施的事项；

（二）研究处理属于州政府既定工作安排、需要组织实施的事项和协调解决部门之间有意见分歧的问题；

（三）研究突发事件的处理意见；

（四）研究处理省政府领导或州委、州政府主要领导对涉及面较广的具体问题所作指示的贯彻落实意见；

（五）听取专项工作汇报，督促州政府决策和工作部署的落实；

（六）其他事项。

四十一、拟提交州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研究的议题，由提报部门于会前报送州政府办公室。经分管副州长审核，州政府秘书长汇总后报州长或常务副州长确定。会议的日常组织工作由秘书长负责。如有急需研究的事项，须报经州长或主持会议的常务副州长同意后，可临时列入会议议题。

四十二、凡需州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议题主办部门均应填写《会议议题提报单》，一事一议，列明汇报要点及需州政府确定的事项。内容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的，主办部门应与其他部门进行协调会商，达成一致意见。参与协调的部门主要负责人必须在《会议议题提报单》上签名。经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报请分管副州长或由分管副州长委托副秘书长协调。经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又确需提交会议研究的议题，应列明各方理据，由分管副州长提出倾向性意见。

拟提交会议研究的议题材料，会前须经分管副州长或副秘书长审查把关。汇报材料原则上不超过3000字，汇报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对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可作为附件供与会人员参阅。

四十三、各部门负责人会前已参与协调，会上不重复发表意见，必要时应会议主持人要求，对有关事项作解释说明。代替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副职，会前必须充分了解相关议题的情况以及本部门的意见。

四十四、大力精简会议。 全州性会议实行报批制度。州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召开需由州财政拨付会议经费的全州性会议，要按照有关规定，实行集中申报、统一审批、统筹安排，于每年1月10日前将年内拟召开的会议情况（包括会议名称、规格、时间、地点、会期、人数、参加会议的州级领导、所需经费及其来源等）书面报州政府办公室，由州政府办公室提出意见报州长或分管副州长审定后，提请州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因省政府，州委重要工作部署，确需召开全州性会议的，有业务主管部门书面报州政府办公室，州政府办公室按程序报批。

四十五、严格会议请假制度。州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州政府全体会议、州政府常务会议的，向州长请假。州政府部门出席或列席州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专题会议，必须由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因故不能与会的，要事先向秘书长请假，同时授权副职参加。未经批准不得由其他人员代替或带助手与会。请假人员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应在会前提出。

加强会议签到管理，实行会议出席情况向主持人报告制度。州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州政府其他重要会议的出席情况，列入部门目标考核。与会人员进入会场后须将通讯工具置于无声状态，会议期间不得随意处理与会议无关的事务，确需中途离开会场，应征得主持人同意。

四十六、州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纪要经州政府分管副秘书长、秘书长审核后，报州长签发。也可由州长委托主持会议的常务副州长签发。州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由会议主持人审定后，由常务副州长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公开的，可邀请新闻单位列席并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秘书长或有关副秘书长审定，必要时应报州长审定。

四十七、州政府召开的会议要贯彻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缩短会议时间，精简会议人员，并尽量采取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凡经费未落实的会议，一律不得召开。州政府召开的会议，一般不请乡镇、村、社区负责人参加。

四十八、州政府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缩短时间、严格审批，原则上一年只能召开一次全州系统工作会议。应由各部门自行召开的全州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州政府或州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召开，不得邀请县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州政府批准。

属于州政府各部门或下级人民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和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由行政执法部门处理的事项，不得提请州政府全体会议或州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四十九、上级单位通过州政府有关部门商洽在我州召开的全国、全省性会议，有关部门须提前将情况报告州政府。需州政府领导成员出席、州政府解决经费等，必须经州政府同意后，方可做出答复和安排。

五十、州政府会议决定的事项，各部门、各地区要坚决执行，抓紧办理，并及时准确地反馈落实情况。州政府办公室负责催办、督查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及时向州政府领导同志汇报。

第九章 公文审批

五十一、州政府各部门和各县人民政府报送州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除州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州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不得多头主送、越级行文。

五十二、以下请示事项的公文原则上不予受理：按照法律法规，应由市场运作或社会中介组织或行业协会解决的问题；已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涉及有关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未经协商的；已列入年度计划开支项目的经费；已列入年度计划的有关事项；其他应由部门和县乡自行处理的事项。

五十三、对请示政府的事项，在报州长、有关副州长阅示时，先由秘书长或副秘书长阅研。州政府领导成员阅批公文，对有具体请示事项的，应明确批示意见，并签署姓名和日期。对无请示事项的一般性公文，圈阅表示“已阅知”。

五十四、各地区、各部门报送州政府审批的公文，须由部门、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签署，由州政府办公室按照州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重大事项报州长审批。　

五十五、州政府报送省政府的请示、报告由州长签发，州长外出时由常务副州长签发。根据州长授权，专项报告由分管副州长签发。

五十六、州政府公布的决定、命令（令），提请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人事任免，由州长签署。

五十七、以州政府名义报送省政府各部门的文件或者制发的下行文、平行文，经州政府分管副州长审核后，由州长或州长授权的副州长签发。

以州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由主管副秘书长审核，秘书长签发；必要时，可由州政府分管副州长签发或核报州长签发。

五十八、州政府及州政府办公室的公文，除需要保密的外，一般应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发布，并在《海北政报》上刊登。

五十九、州政府及其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属于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州政府批转或州政府办公室转发。联合发文要明确主办部门和协办部门，讲求实效和时效。要加快办公自动化进程，提高办文效率。

六十、州政府各部门和各县人民政府报送州政府办公室的公文，凡不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本规则的，可退回报文单位。

第十章 督察与考核工作制度

六十一、对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实行督察制度。各部门、各地区必须坚决贯彻州政府的重大决策、决定和命令。有关部门和地区对州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要落实责任人员，分解工作任务，明确完成时限，对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和新情况要及时报告州政府。州政府重大决策和重要工作部署实施后，州政府领导同志对分管部门的工作应认真部署，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工作落实。州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州政府领导抓好落实工作。

六十二、对州政府工作部门实行督察考核制度。重点考核州政府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和州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州政府领导同志批示交办事项的办理情况等。州政府根据督察考核结果，对政绩突出、群众满意的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工作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给予批评。

第十一章 公务活动

六十三、州政府各部门召开的重要工作会议，需州长或副州长参加的，有关部门应事先书面报告州政府办公室，由州政府办公室提出意见报相关领导决定。

六十四、除省上和州上统一安排的活动外，州长、副州长一般不参加各地区、各部门举办的各种检查、评比、总结、表彰活动；不参加下级政府、各部门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开业、奠基、剪彩、纪念等各种庆典活动。

六十五、州长、副州长会见应邀来访的外宾，由邀请部门提出方案，经州外事（侨务）办公室审核后报相关领导审定。会见台湾人员、港澳人士和海外华侨，由接待单位提出意见，经州外事（侨务）办公室审核后报有关领导审定。

州长、副州长会见外国常驻或临时来华记者，由州外事（侨务）办公室商有关部门提出安排意见后，报州长或相关副州长审定。州政府其他组成人员接受外国新闻媒体采访，由州外事（侨务）办公室商有关部门管理和安排。

六十六、州长出国（境）考察、访问，按规定程序，由州政府报省政府审批；副州长出国（境）考察、访问，经州长审核，按规定程序，由州政府报省政府审批。州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出国（境）考察、访问，由其所在单位或组团单位报州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审核，经州长或常务副州长和主管外事的副州长同意后报批。

第十二章 作风纪律

六十七、州长离州出差，应事前向州委报告。副州长、州政府秘书长离州出差、休假，本人应当事前向州长报告，经批准后，将外出的时间、地点、联系方式等有关事项告知州政府办公室；出差、休假回州后，应向州长报告有关情况，必要时通报州政府其他领导同志。

六十八、州政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离州出差、学习、休假，由本人事前报告分管副州长同意的情况下，报州长同意。由其所在部门或单位将外出时间、地点、联系方式和代为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名单等报州政府办公室。

六十九、州政府组成人员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不断充实新知识，积累新经验，提高行政能力。州政府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组织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和现代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州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参加，至少一季度安排一次。

七十、州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州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州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做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州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州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的文章，事先须经州政府同意。

七十一、州政府组成人员要经常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不迎送，不陪餐，不吃请，不收礼。

七十二、州长、副州长不为部门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

七十三、州长、副州长出席会议活动、下基层考察调研的新闻报道，按有关规定办理。

七十四、州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下级政府及其各部门或其他方面的送礼和宴请。

七十五、州政府及其各部门应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意识，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不越权办事；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予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其责任；对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七十六、州政府各部门和直属机构应参照本规则制定本部门的工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