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修正案


（2003年8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3年8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届第5号公布）



为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提高行政效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修改为：“从事文物及文物监管物品销售、拍卖，必须经自治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审核。”

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

孙国栋


在2010年1月23日《律师文摘》杂志举行《江平教授八十华诞庆贺文集》首发式讲话

江平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今天参加了一下午的会，听到了很多溢美之词，心里面说实在忐忑不安。我这个生日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次了，没想到孙国栋又举办了这样的一次。应该说第一次祝寿是学术性的，后来是家宴。但我心里总觉得有一个缺陷，就是始终没有跟律师见面，或者说有些律师很希望能够参加这么一个祝贺生日的会，但是没有机会。我想今天也了却了这么一个心情、愿望。虽然大家的溢美之词我听得很扎耳，有些确实也是自己绝对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可能也是形势所造成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法治的形势很严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对我有更高的期待，但是我觉得自己各个方面的不足还很多。严格说来，改革开放30年来，我实际上做了一个份内的事情，就是为私权而呼吁。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的私权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是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

　　我讲三个问题，倒不是跟刚才大家所说的三个意见都一样。

　　第一个私权是山西煤矿的问题，山西煤矿问题表明了对私人财产、私人企业的权利的侵犯，是和国家宪法的规定明目张胆地违背。

　　第二个就是李庄事件。那天武晓骥带着辩护律师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把当天辩护律师怎么参与李庄案件的全部过程给我讲了，听了之后是很气愤的。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说，从最简单的一个事情来说，程序正义都没有执行。证据没有拿出来，要求举证也不拿来看，而且很多证人也没有出庭。如果我们从证据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太严重。

　　第三个就是刘晓波案件。我听了刘/晓/波的案件，觉得纯粹是一个言论致罪，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我们国家在言论致罪这一点上一直都有传统，而这个传统如果今天我们仍然让它这么样下去，有正义感的人没有任何的态度可以表示的话，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或者说我们这些搞依法治国的人，在这点上，还让它听之任之，一点正义的声音都没有，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从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来看，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这是我所感觉到的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我最近的两本书都用了“呐喊”这个词，头一本书是《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最近出的书，我自己校对的，把以前的一些东西系统汇总了一下，名字就叫做《私权的呐喊》，这是首都人文科学100人的作品，就首都人文科学界来说，应该说在法学只有我一个。我为什么选择了“呐喊”这个词，而且我选择“呐喊”这个词是最近两年。一方面当然是受了鲁迅的启发，但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选择“呐喊”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形势越来越严迫，也就是说外面的环境越来越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呐喊”，不管你用了什么词，“呐喊”是在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去呼吁的一种声音。我想用“呐喊”这个词，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我觉得在现今中国法治建设的情况下，把这两个东西很好结合起来，我始终在思考，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要么你是善于斗争而不敢表态，或者你敢于表态，有时候又失去分寸。因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党的领导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政治制度不改革，其他一切都不能改。政治制度不改革，你的法治、你的司法改革、你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太大的成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动不动弄不好就容易“踩着线”、跨过禁区。所以如何在中国的情况下能够把这两个东西很好结合起来，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我记得季卫东教授曾经写过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思考，他主要是讲：江平这个人为什么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又能够生存，还能够没有太“踩线”，虽然领导也重视你这个人，也考虑到你有一点要注意。我既是“线内”的人，又是“线外”的人，所以这种情况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点。我想我们现在都是应该是在“线内”的人、“线外”的人之间把握住分寸，这能够更好一些。

　　第三个想法，对中国的法治，我仍然是总体抱着乐观态度。我以前经常爱说的一句话，中国的法治是进两步、退一步，今天我仍然不改变这个观点。因为从私权的保护角度来看，中国的私权保障比过去是大大进步了，不用说在前30年，更不要说在文革的这10年，就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通过了《物权法》这样的洗礼，人们对于私权保护的权利意识大大提高。成都自焚的案件也好，别的案件也好，已经表明了人们私权的觉醒，再加上我们律师在里面的作用，这种平民觉醒的意识那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在20年前，通过《行政诉讼法》的时候，在当时是很难设想通过一部《行政诉讼法》来保障私人的权利。而今天来说，不管怎么说，人们通过诉讼也好、其他方式也好，来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这一点，可以说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了，懂得了自己的权利是不能够受到侵犯的。可能有的地方私人权利保障还更超出了，可能某些地方滥用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强调保护私权，还是要强调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私人的正当权利必须要保障，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能滥用权利，要把握住这点。　　

　　今天，我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在这儿。虽然有些学者走了，但是我们的律师朋友有很多一直坚持到底。这也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浦志强所说的，我们现在的律师队伍也好，我们现在真正关心中国法治命运的人越来越多，律师绝对不是仅仅为了挣钱，律师的觉悟中已经有很多是考虑到国家的命运、法治的前途、人权的保障。这样一些思想、这样一些主题，已经在我们脑子中生根了。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世界大势所趋。世界人权也好、民主也好、自由也好，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全世界的人都在往前走，我们的倒退只是暂时的，或者说某些人就在他在位的这些时间，他能够为所欲为。但是，等他下台了，他就没有地位了，我相信这是真的。 来自孙国栋博客：http://sunguodong2002.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