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杀人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作为形式构成，但不作为也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罪。不作为，刑法理论上是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特定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法律之所以惩罚不作为犯罪，是因为不作为引起的犯罪，它的结果相当于作为的效果，刑法理论上称为等置性。也有学者称为等价性，即在否定的价值上是相同的。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肇事后逃逸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人的这种肇事行为能否构成先行行为而产生积极的救助义务，从而其逃逸致人死亡的是否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
实践中时常发生一些交通肇事者肇事后不及时抢救受害人或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而逃逸，从而导致受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死亡的案件，针对这种情形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修订后的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的犯罪行为增加了因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规定，提高了法定刑幅度，为司法机关严惩这种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但该规定所说的“致人死亡”是否包括了故意杀人的行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是否可能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在实践中存在争议。我们认为，行为人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存在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定罪的可能性。

一、犯罪构成角度简单区分
1、不作为故意杀人之犯罪构成
从刑法理论上，所谓不作为犯罪则是指以不作为形式实现的犯罪，即负有特定法律义务（不仅仅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且能够履行该义务情况下没有履行该义务，因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就是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侵害他人生命权利的犯罪。除了应当具备故意杀人罪的一般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外，其构成还须具备以下特殊条件：第一，行为人负有阻止他人死亡的作为义务。行为人有阻止他人死亡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核心，是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基础和前提，反映出了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确定主体是否具有犯罪主体资格要件的条件，如行为人不负有法律上的作为义务，则其不实施行为的状态不受到法律的追究，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可能承担其他责任，如受道德谴责。第二，行为人有履行义务的条件和能力，却没有履行这种义务。综合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行为人如有履行义务的能力和条件而没有积极的去实施的话，则说明其不作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也反映出行为主体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第三，行为人的不作为产生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的社会危害结果。行为人的不作为致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当然这种侵害必须达到动用刑罚予以惩处的程度，也表明行为人的不作为必须和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作为是导致危害结果产生的原因。

2、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犯罪构成
作为结果加重犯，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符合以下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
（一）主观方面
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不履行抢救受伤被害人义务，为逃避责任径行逃跑而导致受伤被害人死亡，对死亡结果行为人出于何种心态才能认定为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形，从而按照交通肇事罪的第三个罪档进行处罚？目前国内刑法学界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能由故意构成，不能由过失构成。 该观点认为肇事人将他人撞伤后，这一行为导致产生救助被害人的法律责任，因逃跑而不履行此义务便构成了刑法上的不作为，逃跑时置被害人的死活于不顾，使得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死亡，肇事人对死亡结果持放任心态是肯定的，因此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不作为的故意犯罪。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限于过失致人死亡的情形。 该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交通肇事罪情节加重犯的加重情节，如果该情节本身具有故意杀人性质，不定为严重的故意犯罪反而成为性质相对很轻的犯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这显然不合理。
从主观上而言，行为人对“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至少是有过失，但也不乏放任的心理态度，其主观状态是模糊的。实践中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对于大多数逃逸的情况，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反应赶快逃离，而根本没有考虑受害者的情况，在当时的紧张条件下，也没有分析受害者在逃逸后获救或者死亡的情况。一般而言，逃逸者对于被害人死亡心态主要包括过失和间接故意，但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难以界定，需要综合案件的客观情况来进行分析。如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将被害人撞成重伤后逃逸，一般的肇事者都能意识到自己逃逸的行为会使受害者可能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而如果是肇事者主观判断伤者并没有受到可以导致死亡的撞击，他就可能以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的心理状态逃逸。故行为人对于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只有结合个案，综合案发时的各种状况，如时间、地点、天气情况、当事人的身体素质等影响肇事者判断和受害人获救的可能性的各种因素来分析肇事者的主观心理状态。
（二）客观方面
在客观方面，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应当具有三个要素，第一是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其二是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危害后果，第三则是行为人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应当具备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即行为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对交通肇事的明知性，明知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离现场。其次是被害人死亡的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此外，还需要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可概括为：首先，在时间顺序上，出现了交通肇事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而行为人的“逃逸行为” 必须发生在前，即被害人死亡发生在行为人逃逸之后。如果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发生在行为人逃逸之前，即被害人死亡是由于行为人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所致，行为人在被害人死亡之后逃逸，对行为人只能适用交通肇事罪的第二个量刑档次。其次，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与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事实证明，即使行为人交通肇事后对被害人立即实施救助，也不能避免被害人的死亡，则不能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因为被害人的死亡后果与逃逸行为无因果关系，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只能是逃逸前交通肇事行为所致。第三，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只能是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所造成，而没有介入其他加害因素，如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包括轻伤和重伤），行为人逃逸，而被害人在抢救途中再次发生交通事故直接被撞死， 在这种情形下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因果进程因其它因素的介入而中断。

二、 交通肇事的先行行为能否引起作为义务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行的观点，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是行为人具有作为的义务，而产生作为义务的根据大致有四种情况：1、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2、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义务；3、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4、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本文只探讨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先行行为具有使损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性和具体的急迫性，这是基于先行行为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前提，也是不作为与作为构成要件具备等置性的原因所在。其次，先行行为必须是在客观上违反义务，具有违法性，但不必是有责的，一般而言，一个合法的行为即使产生了某种危险，也不会构成不作为犯罪，比如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中。再次，先行行为具有使结果发生的直接性。行为人客观义务的违反必须是对体现保护这一具体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违反。如果是间接的结果，行为人对之并无作为义务。以上三者是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必要条件。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先行行为是否包括犯罪行为。有的学者认为先行行为不包括犯罪行为，但其论证的理由并不充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有义务承担刑事责任，而没有义务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如果行为人自动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则是减免刑罚的理由；如果行为人没有防止结果发生，则负既遂的刑事责任。如果认为先前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则会使绝大多数一罪变为数罪，这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被告人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就可以救护其生命的话，则存在是否成立间接故意的不作为犯罪的问题。
笔者认为，犯罪行为可以作为先行行为，在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先前的已构成犯罪的交通肇事行为可以成为其后的不作为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先行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只要行为人肇事后逃逸不予救护的不作为就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否则就确实会出现张明楷教授担心的那样，使绝大多数的一罪变为数罪的结果。这就需要进行实质的限定，将在这种情况下应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情形从中剥离出来，进一步分析不作为的具体情况，一部分案件仍应定交通肇事罪，一部分案件则应该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和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数罪。因此，在这里，先行行为成为不作为犯罪的前提还必须具备先行行为造成危险状态的价值中立性，即这种危险状态尚未经过规范评价，而仅是一种事实状态。换言之，就是在分析是否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时，先不考虑先行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否则，诚如上述张明楷教授所说的，若行为人实施的行为造成已被刑法否定的危险状态，则根据不同情形，行为人或负既遂犯的责任，或负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并不发生不纯正的不作为（指以不作为的形式而犯通常以作为的形式实施的犯罪）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

三、实践中交通肇事罪与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司法认定
实践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轧逃案件，可以进行如下分类与定性处理：
1、行为人肇事将被害人撞成重伤且濒临死亡，即使得到及时救助亦难免一死，行为人畏罪逃逸而被害人即刻死亡的，对行为人只认定交通肇事罪一罪，即使其主观上对被害的死亡持间接故意的放任态度。因为即使行为人不逃逸对之及时救护，被害人也难免一死，从而否定了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这也是主客观相统一这一原则的必然要求。应适应133条第二个量刑档。
2、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包括轻伤和重伤），但并不具有使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行为人逃逸，而被害人因未得到及时的抢救而死亡的，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对死亡的态度可能是间接故意也可能是轻信能够避免，但是尚不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但由于死亡结果与逃逸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而行为人应对死亡结果负刑事责任，使用刑法第133条第三个量刑档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3、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重伤），同时具有致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行为人逃逸，而被害人因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或者虽被抢救仍未能免于死亡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同时亦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有观点认为这种情况符合吸收犯的特征，按重行为吸收轻行为原则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笔者认为，吸收犯只能是基于同一种犯罪的不同形式之间（例如入室盗窃与扒窃）而形成的吸收关系。上述情况应实行数罪并罪。但该情况下存在一个问题，即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放在交通肇事罪中进行评价还是放在后面的故意杀人罪中评价。在刑法理论上，禁止将一个行为做两次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否则导致行为人承担过重的刑事责任，造成刑法的不必要代价。如果放在交通肇事罪中评价，那么根据刑法133条的有关规定，行为人可能被处以7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放在杀人罪中评价的话，前面的交通肇事罪最多是7年有期徒刑。把交通肇事罪的严重后果放在交通肇事罪中评价，然后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而交通肇事罪造成的严重后果，恰恰是故意杀人罪存在的必要前提。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会对“造成严重后果”进行两次评价。所以，笔者认为，交通肇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只能放在故意杀人罪里面评价，此种情况绝对不能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从重情节。
4、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同时具有致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即被害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行为人对危险进程处于绝对的排他性支配关系中，受害人的生命完全依赖肇事者的保护，排除了他人进行救护的可能性，而行为人又不予救护，导致受害人死亡的；或者将受害人弃置他处，间接的对危害结果发生的进程处于基本的排他性支配控制关系中，上述两种情况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两罪，应数罪并罚。
5、如果行为人对肇事情况不明知，而驾车“继续行驶”，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所谓的“逃逸”在行为人的主客观上无非是正常驾驶行为的连续化。在此，行为人对先前肇事后果不知，即使被害人死亡，但由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故意，也不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由此可见，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认定要通过全面分析受伤者负伤程度以及所处的环境以及逃逸人对其先前的肇事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否明知来把握。若肇事者明知受害者流血过多，不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就不能得救的情况下，行为人逃逸不管的行为就可以认定逃逸人在主观上具有杀人的故意；从受害者所处的环境看，其受伤的程度虽不致于死亡，但若受害者被置于人迹很少的山路或者是在深夜，行人极少，等待较长时间也不会受到救助，亦或在寒冷的季节因流血过多而有冻死的危险，或者行为人为湮灭罪证，将受害者撞伤后将其挪离现场弃置他处，使其得不到他人的及时发现并救助，行为人的这种弃置不管行为或将受害者移至他处的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对受害者生命权益威胁的现实危险性，当然可以认定逃逸人具有杀人的故意，应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论处。至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则要依具体情形而定。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是出于一种放任、听之任之的态度即间接故意的心理。倘若受害者负伤程度并非致命，肇事现场乃行人往来频繁的场所、时间尚早、医院就在附近，受害者极有可能得到他人的及时救助，或者行为人将受害者撞成重伤濒临死亡，即使及时抢救（事后法医诊断证明）亦无法避免其死亡，行为人畏罪潜逃而受害者即刻死亡的，即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即使有间接故意的心理，其逃逸不管的不作为也不宜论之以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即不能成立故意杀人罪，而应仅构成交通肇事罪一罪。

四、总 结
据上论结，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而不作为犯罪是故意犯罪，所以在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能否构成不作为的犯罪中，对逃逸人主观心理的把握是认定逃逸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关键。首先，二者的犯罪构造不同，前者体现的是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关系，且基本犯罪行为是结果加重犯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具有独立的意义，而后者体现的是在现行行为构成的危险状态之下，行为人的不作为与危害结果的关系，现行行为本身在不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中只是前提条件，并不具有独立的构成要件意义；其次，二者归责基础不同，前者是因为基本犯罪行为引起加重结果从而加重其刑的情形，主观上是复合罪过，而后者是先行行为导致的危险出现后，行为人认识并利用这种危险发生的因果关系，在主观上是单一罪过。
故此，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在一般情况下不难区分，但在复合罪过的情况下，问题确实很复杂。本文虽对两罪的认定作了分析，但仍不见详尽。总之，对于涉及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与交通肇事罪有牵连的情况下，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分清情况，综合全案，深入研究。不应局限在表面上来分析案件，而要运用刑法理论，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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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婚姻当事人通过协商方式,对他们婚前、婚后财产的归属、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及债务的清偿、婚姻关系解除时的财产清算等事项作出约定的一种法律制度。夫妻约定财产制起源于西方，为当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采用。法国、德国、日本、瑞士等国家都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做了明确规定，英国、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约定财产制，但是都认可夫妻约定的契约具有优先效力。我国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第1款中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自此,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作为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得以正式确定。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第19条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 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约定范围、条件、内容、形式、效力及约定后的债务清偿等一系列问题，赋予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同等法律地位。自此，我国夫妻财产制度进入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

　　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要采用约定财产制，无需公证，只要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以书面形式体现出来就可实行。可以说夫妻约定财产操作上简便易行，然而在新《婚姻法》施行11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仅有 27%、农村仅有 1.1%的家庭希望采取约定财产制，在实践中真正采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更是少之又少。可见，在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普及与推广极其缓慢。笔者以为，思想观念是制约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广泛施行的重要因素。

　　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强调生产社会化，必然要求产商品贸易的自由，贸易自由就必然要求贸易主体之间的平等、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所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就提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满足这种要求。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西方法学学者也认为，婚姻是一种契约，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契约。因为婚姻是契约，所以婚姻缔结的主体就有权对他们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于是夫妻约定财产制也就产生了，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夫妻约定财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已经相当成熟。

　　另外，西方国家大多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在西方主导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是《圣经》中的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教义和资本主义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这就为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存在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提出经过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具体地说，他认为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和上帝之选召的教义，导致归正教徒也包括清教徒采取一种和中世纪那种主张远离尘嚣苦身修行的禁欲主义十分不同的“现世”的禁欲主义。这种禁欲主义引导人们在世俗职业中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从中寻求蒙恩得救的可能性。这样就把世俗的职业看作“神召”和“天职”，于是商业和羸利成为神圣的事业，与此相联系的是勤勉、节俭、营利这样一些“美德”。这一切都和资本主义精神相契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基督教教义还宣扬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人无等级贵贱之分，都是上帝的子民;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小民，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法权和机会。“人人平等”的精神资源不仅导致了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形成，而且导致了历史上人民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和斗争。以这种信仰和理念为基础，不难解释夫妻约定财产制发端于西方。

　　三、马克思主义婚姻观认为，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关系。夫妻财产关系是基于主体的特殊身份而产生的,这是夫妻财产关系与其他民事法律领域的财产关系的本质区别。约定财产制，把夫妻之间关系仅仅局限于契约关系，更确切地说把夫妻关系仅仅看做是一种经济关系，这就无形中忽略弱化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因素。男女的结合，经济上的结合固然是重要的，甚至是婚姻的基础，但是感情因素也是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加以重视。

　　中国传统的观点认为，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无私的，相爱的男女应互相信任，结婚不仅意味着彼此人身关系的紧密联系，更意味着财产的合一。所以，人们便会形成一种习惯思维，一旦结婚便不分彼此，结婚即取得无偿占有、使用配偶财产的期待权，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婚姻不仅是一种契约关系，也是一种伦理关系。一味强化夫妻约定财产，明晰夫妻财产关系，则是对彼此爱情的亵渎。夫妻财产约定容易使夫妻互相猜测，彼此防范，从而影响夫妻关系的和谐、稳定，造成夫妻关系紧张，影响夫妻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此外，我国的婚姻家庭长期受家族本位思想的影响，认为夫妻所取得的财产应属家庭财产，应用于实现家庭养老育幼的职能。如果婚姻当事人结婚前后进行财产约定，与婚姻的目的相冲突，也表明其不是真心要结婚，而是另有所图，离婚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婚姻当事人进行夫妻财产约定要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婚姻当事人采用约定财产制来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积极性。

　　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者采用礼法并重的手段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封建礼教在夫妻关系上认为“夫者，妻之天也”，强调“夫为妻纲”，强调封建夫权，妇女毫无独立地位可言，妇女依附于自己的丈夫，丈夫是妻子一切行动的准则，这种观念不仅是整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并且被封建社会的礼与法所确认。并且丈夫又长期依赖于封建家庭，在封建家庭中，在人身关系上，夫妻的地位不平等，妻子的地位低于丈夫;在财产关系上，一切财产都属于丈夫或夫家，妻子没有个人的财产，妻子对家庭财产只有使用权而无处分权和继承权。封建法律规定“子女不可别籍异财”，所以既无独立的夫妻财产更无夫妻财产的约定一说。我们不能无视重伦理、重身份的中国古代礼法传统对婚姻家庭关系长期而内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转型不过百年，要完全与传统割裂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

　　综上，夫妻约定财产制在中国既没有思想基础也没有历史传统。

　　四、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纯粹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现实的土壤。现阶段我国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也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目前要形成的一元化的思想还很要走漫长的路，笔者以为，当前中国虽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想为主导，但是儒家、道家、佛教等传统思想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三种思想相互影响，到底会让中国形成一个怎样的定型一元化思想，还需要很长的实践才能看得清。这种情形下，纯粹一元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形成的夫妻约定财产制要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融合为一体，本身就是异常艰难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夫妻约定财产制没有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依托，也没有定型的资本主义精神作基础，所以夫妻约定财产制就必然很难推广、普及。

　　当然，目前我国香港地区实行分别财产制，澳门地区规定约定财产制优于法定财产制，作为中国一部分，他们实施这些制度为什么不受传统的干扰呢？笔者认为，香港澳门地区作为殖民地经历百年，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实施了百年，并且地域面积小，人口不多，所以比较容易与传统分离。但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约定财产制的不普及，就充分说明，传统的力量要比外来的影响强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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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江西省玉山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