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李娜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审判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如何保障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同时还能保证司法公正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是从制度上确立了国家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
一、影响、干扰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因
　　当前影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因，既有法院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法院系统内部自身体制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下列三个方面。
（一） 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影响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
　　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当前法院本身没有独立的财权，财权由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所掌握，法院收到的诉讼费用由财政部门统一扣划，法院的办公条件和装备的好坏、办案经费的多寡、法院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的高低等等往往均取决于本级政府所给予的经费的多少，导致不同地区相同级别的人员工资福利差距巨大。法院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依附于政府，使地方政府有干预审判的物质决定性条件。
　　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法官、检察官通常是由本级党委组织部门或政府人事部门考察推荐，由本级人大选举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上级法院虽然也可以参与一定意见，但是最终还是由地方党政说了算。这就使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掌握用人权，对法院的工作形成实际控制，使司法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左右，影响司法公正。
　　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另外，我国现阶断提倡“和谐社会”而非“依法治国”，使信访案件大量出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由于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而形成的错案，绝大部分为无理访案件。在普通百姓心中，无论是否有理，只要上访就有好处。例如我院有一个当事人，在案件还未开庭时就上访，给正常的审判工作造成很大的困扰。大量的无理访案件给党委、政府带来很大压力，同时也相应传递给了法院，影响到了案件的独立审判。
（二）司法权行政化，法院管理体制不科学
我国现有司法行政体系为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四）“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顽疾。虽然我国现阶段针对“执行难”问题进行大力度改革，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能在短期就解决以往存在的所有问题。
二、实现审判权独立必须进行的改革
（一）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的外部关系
　　法院对于行政机关必须保持财政、人事上的独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机关实际控制。否则，独立审判就会落空。为此，应当对司法体制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人事管理体制
　　地方保护主义对审判权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地市和基层两级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层两级法院人事管理体制，取消行政机关对法官的人事管理调配权，而将法官的推荐、调配权交还法院，任命权提高到省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具体言之，就是将基层法院的人事任免权提交到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予以选举或者任命；地市级法院人员，由省级法院考察后向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选举或任命。由上级法院为主进行考察、推荐，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任命。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一方面，法院的党组织要加强对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法院推荐人选，或者协助上级法院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掌握在上级法院党委或者党组的手中。至于行政机关，则无权过问法院人事安排。这样，才可以保证法院人员素质，解除其依法独立办案的后顾之忧，并且不使国家统一设置在地方的法院变成受地方保护主义左右的“地方化”的法院。
3.改革法院财政管理体制
　　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这表明，保证法院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分别列支于与其级别相应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这种财政体制必然使得地方各级法院的经济利益与所在地方的经济利益挂钩，地方经济状况较好的，该地法院业务经费就足，法院干部工资福利待遇就好，反之亦然。这势必使得一些法院在办理涉及经济利益尤其是本地与外地经济纠纷的案件时，受利益驱动，而偏袒本地一方，或者以罚代刑，导致司法不公。另外，由于法院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办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而影响司法独立。应当认识到，法院“司”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法。我国2009年一审民事案件5800144件，其中由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占89%以上，所以，要改革法院经费管理体制，要将基层法院人员工资福利待遇提到省直属的标准上，脱离地方财政对法院的影响，使审判权得以独立行使。
（二）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三）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2．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3．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法律规定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党的十七大为审判机关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制约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因素仍然很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决定了司法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并存，三种改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何保证审判工作独立、有序的进行，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探索和加以解决，通过我们自身积极的努力，真正使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落到实处。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李娜


从检察视角看“牢头狱霸”问题的成因与对策

常祯　屈玉霞


　　云南晋宁“躲猫猫”事件后，仅今年3月，全国各地就有数起在羁押犯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2月28日，陕西丹凤县高中生徐梗荣羁押期间离奇死亡，3月2日，海南省儋州第一看守所，犯罪嫌疑人罗静波被同监室数名羁押犯殴打致死，3月16日，湖南湘潭县犯罪嫌疑人胡奋强在审讯期间突然死亡……这一系列暴虐、反人道、漠视生命、严重危害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恶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反思，面对“牢头狱霸”现象，检察权真的“失灵”了吗？笔者认为，“牢头狱霸”现象，并不是检察权“失灵”了，也不是我们的体制和机制出了问题，主要是检察机关和监管部门履行职责出了问题。下面,笔者结合基层工作实际，从检察视角对“牢头狱霸”现象成因及检察机关解决“牢头狱霸”问题的对策谈谈自己的拙见。

一、“牢头狱霸”现象的成因

　　面对“牢头狱霸”，最高人民检察院姜建初副检察长坦然承认，“牢头狱霸”问题的确长期存在，从事审判工作多年的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肖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监所内被羁押者间施暴现象是普遍的，可见“牢头狱霸”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有其滋生的土壤。“牢头狱霸”现象普便存在，这已成不容置疑的事实。

　　“任何事物的存在，必有其根源”。“牢头狱霸”也不例外。“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要解决“牢头狱霸”问题，首先要找准其病根，查明其根源，才能对症下药。笔者认为，“牢头狱霸”滋生不断，其成因主要有二个方面：

　　一是监管部门管理不到位，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监管部门负有维护监管场所安全、对被羁押犯管理、教育的职责。“牢头狱霸”现象频发，监管部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羁押犯是在监管干警的监控之下的，只要加大监管力度，改进监管设备和技术，增加监管手段，就完全可以避免“牢头狱霸”的出现。监管场所之所以滋生“牢头狱霸”，与监管部门和监管干警监管民警的责任心不强、监管方法简单落后以及对被羁押者合法权力漠视和保护不力等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牢头狱霸”现象，监管干警不是不知道，而应是习以为常了，为何放任不管，任凭“牢头狱霸”在眼皮底下继续施恶行暴呢？莫非就是通过“以魔降魔、以恶治恶”实现“无为管理”的目的而已，而这种“无为管理”已成为监管部门的“潜规则”。笔者认为，管理懈怠、监管不作为是“牢头狱霸”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

　　二是监所检察部门监督不力、监督不到位，是其产生的间接原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监管场所执法活动是否合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监所检察部门负有保障监管工作严格依法进行、对监管部门渎职侵权案件查处、维护监管场所安全和稳定、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法律职责。但在司法实践中，监所检察部门对监管场所和监管干警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时，存在两大误区，导致监所检察法律监督不力、监督不到位：

　　一是对监管场所注重事后监督，事前、事中监督不到位是监所检察工作的第一大误区。实践中，监所检察部门对监管部门和监管干警的履行法律监督，主要侧重于事后监督，而对事前、事中监督不到位，没有形成全方位、实质性监督。监管干警的渎职侵权行为只有造成严重后果且构成犯罪，才会引起监所检察部门的重视而启动法律监督，而对日常执法工作缺少应有的监督，对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违法渎职侵权行为，也往往会基于“搞好检监关系”、“加强协作配合”、怕“得罪”等因素而听之任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致使监所检察监督流于形式，使监管部门“无为管理”的“潜规则”没有履行应有的法律监督，从而为“牢头狱霸”滋生埋下隐患。

　　二是对监管干警“不作为”渎职不以违法犯罪行为认定，是监所检察工作的第二大误区。仅从事后监督来讲，监所检察部门对监管部门干警 “作为” 性渎职侵权行为还履行一定的法律监督职责（从各地近几年来查处的监管场所渎职侵权犯罪就可说明这一点），而对监管部门干警“不作为”渎职则缺乏应有惩治，从而导致对此类问题法律监督的缺位。“不作为”通俗地理解，就是不干事，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履行法定职责，这种“不作为”本身就是违法，重者构成犯罪。而实践中，监管干警“不作为”违法行为是检察机关的“监督盲区”，“牢头狱霸”恰恰就是在这种“监督盲区”导致的“不作为”违法监管下形成的。从这个意义讲，“牢头狱霸”问题深层次根源还是在检察机关。因此，笔者认为，监所检察部门监督缺位、监督不力是“牢头狱霸”现象产生的间接原因。

二、检察机关解决“牢头狱霸”问题的对策

　　“牢头狱霸”给检察机关公正司法形象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打击“牢头狱霸”，是检察机关应有的职责，义不容辞。值得欣慰的是，对于“牢头狱霸”，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已印发《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活动方案》，全面开展排查严惩专项行动。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从“牢头狱霸”“历史悠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足以说明“牢头狱霸”问题的复杂性，面对“牢头狱霸”，如果只是出了问题后突击排查、突击整治，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也许专项检查一结束，“牢头狱霸”照样死灰复燃。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检察机关要彻底解决“牢头狱霸”问题，就要在其产生的根源上下功夫：

　　一是要“找准病因”。检察机关要认真分析“牢头狱霸”问题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要认真研究法律监督工作中存在的疏漏，分析查摆监所检察工作中监督不力、监督不到位的工作现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二是要强化监督措施。检察机关要进一步重申监所检察职能，强化对监管活动的动态和全方位监督，确保监督不留“盲区”，积极构建打击与预防双管齐下的监所检察长效机制，形成高压态势，让监管场所内部的不良分子不敢也不能妄动。

　　三是要理清关系。检察机关要正确认识与监管部门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避免其它因素对监督权实施的影响。做到事前预防，事中监督，事后严查。强化对监管干警渎职侵权行为的查处力度，尤其是不作为渎职行为更要加强防范、严厉查处。对于监管干警违法失职、渎职侵权行为，该查办的查办，该纠正的纠正，树立监督不力、有案不查就是渎职的意识，依法积极开展监所检察法律监督工作，避免“牢头狱霸”在监管干警的漠视、失职下滋生。
　
　　四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通过检察建议等切实有效的监督方式，从对监管干警的行为方式、行为过程及行为结果的监督延伸到对监管部门的监管制度、监管场所、监管设施装备、监管工作措施等各个方面，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配合做好完善监管部门监管制度、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有效制定工作措施、建立安全的监管场所，确保监管部门软硬件建设符合监管标准和要求。








作者单位：

* 常祯：甘肃省酒泉市人民检察院
* * 屈玉霞：甘肃酒泉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