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管理办法》的通知

工信厅办〔２００８〕４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行业主管部门、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国防科工委（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部直属单位，部机关各司局，各有关行业协会、学会，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的建设和管理，进一步发挥网站的政务公开、服务社会的作用，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二ＯＯ八年十一月三日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８９０２８、６６０２３９８９）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户网站（www.miit.gov.cn，以下简称部网站）的管理，推动部网站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部网站是部机关政务公开的重要窗口和建设服务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平台，以透明、服务、民主为建设目标，以政务公开、公共服务、互动交流和政务新闻为主要内容。

　　第三条　部网站采用子网站模式构建，主要由主站和各司局子站组成。部机关各司局（以下简称各司局）和信息中心是部网站建设和内容保障的主体。

　　第四条　部网站是唯一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名义冠名的网站，除国家航天局（www.cnsa.gov.cn）网站、国家原子能机构（www.caea.gov.cn）网站外，各司局不得自行建设独立于部网站的网站。各司局在互联网上已建的专项业务系统和网站应逐步整合到部网站，实现“一站式”服务。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办公厅负责部网站的发展规划和管理监督，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制定部网站的总体规划、工作计划和相关制度。
　　（二）组织部网站工作会议，推动各司局、行业有关单位贯彻落实部党组加强政府网站工作的决策部署。
　　（三）申报部网站运行年度预算，并检查执行情况。
　　（四）监测部网站运行情况，监督、检查主站和各司局子站的内容保障工作。
　　（五）组织部网站绩效评估。
　　（六）协调部网站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七）组织中国政府网（www.gov.cn）内容保障工作。

　　第六条　各司局负责部网站的内容保障，主要职责是：
　　（一）建立本司局网站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规范栏目设置与调整、内容组织、审核把关、信息巡检等工作。
　　（二）落实网站工作机构，指定一名分管领导负责网站工作，综合处牵头组织，指定一名联络员承担具体工作事项。
　　（三）在部网站上建立司局子站，围绕司局重点工作和公众关注的热点设置、调整子站栏目。
　　（四）承担子站各栏目和主站相关栏目的内容保障工作，做到各栏目定岗、定人、定责，有计划、及时地发布信息。所有处—２—室共同参与内容保障工作。
　　（五）建立健全行业信息资源的支撑体系，整合职责范围内行业应用资源、数据库资源，支撑部网站的内容保障工作。
　　（六）承担本司局职责相关的中国政府网内容保障工作。

　　第七条　部保密工作部门负责部网站的保密管理与审查。

　　第八条　信息中心负责部网站的建设和日常管理，主要职责是：
　　（一）按照部网站总体规划和建设目标，制定实施方案。
　　（二）负责部网站的技术保障。
　　（三）负责部网站主站的内容保障，协助各司局设置和调整子站栏目。
　　（四）负责部网站主站及子站的运行分析。
　　（五）梳理主站各栏目与各司局子站栏目之间的关系，梳理部网站各栏目与行业有关单位网站栏目之间的关系，梳理各司局、行业有关单位业务应用系统和信息资源库的关系。提出跨司局、跨单位、跨地域行业应用系统与信息资源整合的建议方案。
　　（六）协助办公厅编制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七）负责联系行业相关单位，接收并发布行业相关单位向部网站报送的信息。
　　（八）负责部网站信息安全与应急保障。
　　（九）负责制定部网站相关的技术标准与规范。
　　（十）负责部对中国政府网的日常内容保障工作。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行业主管部门、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国防科工委（办）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和通信管理局），以及部直属单位、相关行业协会、学会是部网站的信息提供单位，应积极向部网站报送信息。

第三章　栏目设置与调整

　　第十条　信息中心根据部网站的建设目标，提出主站页面和栏目的设置、调整建议，经办公厅批准后实施。主站栏目大幅度调整应征求各司局意见。

　　第十一条　各司局按照部网站子站的建设目标，负责本司局子站栏目的设置、调整，报办公厅备案，信息中心协助实施。

　　第十二条　各司局应围绕阶段性重点工作和公众、企业关心的热点问题，在主站上开设专题专栏。鼓励部直属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学会利用部网站开设公益性、服务性专题专栏。

第四章　政务信息发布

　　第十三条　各司局应将部网站作为对外发布政务信息的首选渠道。通过电视、公开发行的报刊及杂志等其他方式发布的政务信息，必须同时在部网站发布。

　　第十四条　各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通过部网站全面、及时、准确发布政务信息。
　　（一）各司局重点发布机构职能、法律法规、文件、规划、政策、标准、统计、审批、执法、人事、教育、重点工作进展、重要工作动态，以及其他涉及公众、企业切身利益的信息。
　　（二）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和通信管理局，应主动向部网站报送涉及政策、规划、执法、行业发展、重点工作进展及其他涉及公众、企业切身利益的信息。
　　（三）部直属单位、相关行业协会、学会，应主动向部网站报送由其制作并面向社会发布的涉及公共事务的信息，以及接受部委托开展的行政职能类信息。

　　第十五条　部出台或发布部门规章、重要规划与政策时，主办司局应围绕其主要内容及公众、企业关心的问题，同步在部网站进行解读。

　　第十六条　发生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时，相关司局应主动利用部网站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第十七条　信息发布或更新要及时，原则上应在信息产生当日发布，最迟不超过５个工作日。

　　第十八条　各司局和信息中心按照“谁制作、谁审核、谁发布”和“文责自负”的原则，对所发布的信息进行审核。一般信息由发布部门（各司局和信息中心）领导批准发布，重要信息由发布部门报主管部领导批准后发布。

　　第十九条　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和通信管理局，以及部直属单位、行业协会、学会向部网站报送信息时，应对信息的准确性、可公开性负责，所报送的信息由信息中心负责复审、发布，条件成熟时由信息源所在单位负责在部网站发布。

第五章　公共服务与互动交流

　　第二十条　行政许可事项、非涉密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公共服务事项，应通过部网站提供在线服务，条件具备的提供在线办理、状态查询功能。行政许可事项，应在部网站发布依据、条件、数量、程序（含办理流程图）、期限、需要提交材料的目录及文本下载、申请示范文本、许可决定等信息。非涉密行政审批事项，应在部网站发布办理指南、相关材料下载、审批结果等信息。其他公共服务事项应在部网站发布服务指南。

　　第二十一条　主办司局应按照规范的格式，及时将未实现在线办理的可公开行政许可决定或行政审批结果提交信息中心，统一进入部网站相关数据库供社会公众在线查询。

　　第二十二条　各司局及部直属单位、行业协会、学会应整合与社会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资源，在部网站提供各类便民服务。

　　第二十三条　部网站开设部长信箱、公众留言栏目，接收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解答公众的业务咨询或其他问题。信息中心统一管理部长信箱和公众留言，能够答复的直接答复，不能直接答复的按照职能分工转有关司局承办，由承办司局于２０个工作日内答复。信息中心定期汇总部长信箱和公众留言的处理情况，总结公众反映的热点问题，经办公厅审核后送部领导、司局领导参阅。

　　第二十四条　制定与公众、企业利益密切相关的部门规章、规划、政策，主办司局应通过部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第二十五条　各司局要围绕重点工作和与公众、企业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利用部网站开展网上调查，确定调查选题，拟定调查内容，分析调查结果，为决策提供参考。

　　第二十六条　召开公开报道的重要会议、新闻发布会、听证会，主办司局应主动联系信息中心在部网站进行图文直播。

　　第二十七条　各司局应围绕本司局的重点工作和公众、企业关心的热点问题，在部网站开展在线访谈、热点解答，做好宣传和解疑释惑工作，正确引导舆论。

第六章　网站安全

　　第二十八条　部网站为每个司局建立若干发布信息的帐户并分别授权。各司局要严格帐户管理，确保帐户安全。

　　第二十九条　各司局要增强保密意识，遵守国家和部机关有关保密要求，严格信息审核把关，确保涉密信息不上网。不能确定信息是否涉密时，送部保密工作部门审核。

　　第三十条　信息中心作为部网站信息安全的责任主体单位，要建立健全信息安全工作制度，加强日常巡检和节假日、重大政治活动、重要敏感时期的应急值守与实时监控；要加强技术防护手段，健全安全防范体系，提高部网站安全防护能力。

　　第三十一条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等部直属单位要发挥技术和资源优势，协助做好部网站在线安全监测、风险评估、应急救援等信息安全相关工作。

第七章　绩效评估与奖惩

　　第三十二条　办公厅定期通报部网站主站和各司局子站运行情况，以及行业有关单位的内容保障情况。

　　第三十三条　办公厅组织制定、完善部网站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第三十四条　办公厅每年组织开展机关各司局子站绩效评估，以及行业有关单位参与部网站内容保障的绩效评估。对部网站工作先进单位、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单位，督促其整改。

　　第三十五条　有以下情况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有关单位领导和当事人责任：
　　（一）长期不及时更新责任栏目的有关信息。
　　（二）未履行审核程序擅自在部网站发布信息。
　　（三）上网内容出现虚假信息或有较多错误。
　　（四）违反保密规定出现上网信息失泄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中心，是指由办公厅指定的、承担部网站技术支撑和内容保障工作的支持单位。

　　第三十七条　国家航天局网站、国家原子能机构网站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
——和谐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之构建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 蔡鸿铭

论文提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妥善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而犯罪是对社会和谐的严重破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刑事司法活动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办案，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作用，保证刑事司法公正；另一方面要通过刑事和解程序，调动社会各阶层、各社会组织和社区的积极性，让其参与化解犯罪引起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和谐。我国实行刑事和解不仅具有诸多的有利条件，如重和合的文化传统，而且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对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刑事和解注重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平衡，被害人和犯罪人权益的平衡，是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理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体现。我国应立足于中国传统调解，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践，对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阐述，并立足于传统文化和法治的本土资源，对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与可能性从五个方面作了详尽分析，最终提出了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初步设想。
全文共6991字
以下正文：

在当今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处在需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进行调整的地步。当我们日益融入全球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潮流时，有必要对一些已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民主和法治的价值理念进行借鉴和移植。就这一意义而言，我们再也不能忽视刑事和解制度折射出来的现代性民主和法治的具有普适性的观念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二三十年的发展历史，随着世界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刑事和解制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也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热烈探讨和司法界的积极探索。 这表明：在通常由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的刑事诉讼中，也有合意的空间。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实践领域的悄然破冰，蕴含着刑事司法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转变。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刑事和解是又称犯罪人与被害者的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之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那些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律专业人士）充当中立的第三者，使犯罪人与被害者及社区代表直接商谈，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关系，以使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它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
刑事和解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的私人分割赔偿，但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司法理论，其发端于20世纪中叶，是西方社会从国家本位转变到个人本位的新刑事思想和法律价值观变化的产物，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的破冰，直接的动因来自日益增长的案件数量与审判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背后则显现了多重价值追求。它在维护成文法权威的前提下，融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刑事司法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当下社会的和谐理念。
以国家追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虽然实现了对犯罪行为惩处的法律效果，但在被害人损失的弥补、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恢复等社会效果上却力不从心，带来了成本过高、改造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对犯罪的治理，不仅要着眼于国家公权力的追究，更要讲求对受害者的弥补。简单地对犯罪行为进行刑罚制裁，只是一种“有害的正义”，它在对犯罪人加授损失的同时，并没有恢复被害人和社区受到的损失，对犯罪的矫正效果也不佳。而刑事和解改变了传统的以国家公诉为主导而造成的被害人边缘化地位的情况，使被害人从犯罪人真诚的道歉补偿中寻得心理平衡，受损的社会关系得以修复，试图达到一种“无害的正义”，使情、理、法有机融合，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
法律的目的之一在于建立并维持社会秩序。而刑事和解可以“恢复在依法的解决中很容易失去的平衡，并进而实现某种社会连带关系”。 刑事和解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推广有其内在的合情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其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改善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中，犯罪被视为犯罪人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刑罚是一种公权，对犯罪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而不允许和解。作为真正受犯罪影响着的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作用被弱化，诉求被忽视。在许多伤害案件中，加害人与被害人都是熟人，犯罪的发生大都因琐事纠葛、邻里关系等民事纠纷引起，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低。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并未完全打破，如果不加区别，以该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定罪、处刑，会进一步恶化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双方的矛盾。而刑事和解程序注重发挥犯罪人与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与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达到减少社会冲突、增强社会和谐的目的。
（二）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维护被害人权益。
刑事和解以被害人利益为中心，大大增强了被害人在解决刑事纠纷的主动权和决定权。同时，它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犯罪人，犯罪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情绪和经济的损害后果，了解犯罪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犯罪发生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和通过经济赔偿方式实现的精神损失难以得到充分、及时的赔偿。而在刑事和解中，赔偿协议是一个双方合意的结果而不再是传统司法模式下的强制判决，犯罪人的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损失的及时修复。
（三）有利于矫正犯罪，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
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犯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行为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从内心反思过错、真诚悔罪。由于司法机关和被害人对犯罪人的尊重，使犯罪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敌视，从而自愿地接受惩罚，积极地承担责任。这种特殊预防的效果是通过严格的司法过程及矫正措施所难以达到的。
“司法系统会对个人造成很多的伤害：犯罪记录会使个人永久性地无法从事某些职业，鉴于经历容易引发交叉感染，犯罪的标定效果会使个人对其产生消极认同，进而会促使个人实施更多的犯罪。” 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因为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而不再启动或中止对犯罪人的刑事追诉，犯罪人避免了进一步的审判及刑罚执行对其造成的“标签”式影响，可以更加自然地实现再社会化。
（四）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一方面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轻微的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大量司法资源被消耗在应对不严重的犯罪和犯罪人身上，影响了重大刑事案件的办理。因此，如何在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刑事案件不断增长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使“需要公正的案件更加公正，需要效率的案件更加有效率” 显得尤为重要。刑事和解能使某些案件的处理绕开审判程序，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的责任归属，使司法机关合理配置资源，全面提高诉讼效率。
（五）体现合意的契约精神，实现程序价值。
诉讼的参与者经过自由选择并有意识地参与到裁决的制作中，尤其是让被告人摆脱司法奴隶主义而达到自我决定主义，这应是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在这一过程中，采取的诉讼形式并不限于对抗，协商、对话与合作也是一种司法民主的表达，而且在诉讼进程中十分必要。萨默斯认为，程序正义原则的要求之一即为协议性（consensualism)，这也是程序价值的要求，不论结果如何，建立在有关公民自愿选择基础上的协议性都是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本身实现的“程序价值”。 为了刑事治理的有效性，刑事司法不应只是谋求国家公权力如何获取单方面的胜利，还需要注重协商与谈论在诉讼中的独特功能。而刑事和解就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通过对话与协商，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结果，即通过当事者之间的“合意”完结诉讼。这样一来，不仅为正义的多面性提供了现实基础，避免了单一正义的不足，并且能缓和基于“事实”与“规则”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
三、和谐语境下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探讨
一种制度的设置与存在，自有其思想文化背景与需要。将法律视为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必然要涉及其他社会现象，法律问题从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法律问题，而同时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文化问题。 从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内涵来看，我国存在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有利因素。
（一）“无讼”观念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
诉讼观念作为深层结构的观念性文化，必将影响和制约着诉讼制度的确立。同时，法律的发展也不能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社会变化着的情感和要求相分离。 “‘法意识’的概念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社会学上所说的‘滞后效果’，即相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讲，文化和象征体系的变化总是会落后的现象。” 崇尚和谐的儒家思想文化为传统诉讼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在社会关系领域，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原则，即“无讼”。古人把“和谐”奉为社会中的绝对目标，并以此为道德衡量标准，认为能够识大体、明大义，忍让为先，不与人争者必定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而以争为胜，以讼为能者必定是小人、悍民。古代法律仅仅是实现“和谐”目标的手段，只具有否定的价值，因此争讼必然是绝对的坏事，在人们心目中，争讼本身就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 “如果说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那么，调处则是实现息讼、无讼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在中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形成了整套的制度，是世界法制史上少有的。” 不过，这种调处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是为了平息纠纷，追求无讼的和谐统治状态。
（二）和合文化是刑事和解的文化基础。
“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和合”一词常常被人们引用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质。美籍华人学者孙隆基在《中国人的人格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原理就是‘和合性’，因此，总是认为‘合’是好的，‘分’是不好的。”儒学大师钱穆也认为“中国人的天性，所谓我们的国民性，是‘合和’的分数比较多过‘分别’的。 和合精神是儒学的价值理想，强调天人合一。这一哲学观推及人类社会生活，便是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 在儒家看来，“礼”提供了实现“和谐”理想的途径。“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任何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人对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犯罪者往往重视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不愿使自己成为周围人眼中的“公敌”；而被害人在自身权益得到维护的同时，向往平安和稳定的生活，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时时处于担忧和防备之中。因而，通过犯罪者的悔罪和受害方的谅解化解或修复旧的矛盾，藉以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三）轻刑化是刑事和解的实践基础。
随着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对刑罚报应论的否弃和对刑罚预防论的趋同，二十世纪后期，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主流话语，轻刑化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在对重刑主义否弃的同时，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多的辩诉交易、保安处分、社会处遇等刑事和解模式。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同于“刑法是一不得已的恶”， 对于刑法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当前，轻刑化在司法实践领域出现了辩诉交易的个案和上述朝阳区法院将庭外和解引入刑事案件的探索。刑事诉讼是建设现代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交叉题域，刑事和解等一系列新的刑诉取向变化则是融会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契合点。
（四）人本主义是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传统的刑法观念过于突出国家的主导作用和绝对权威，而湮没了个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诉求。在刑事司法中，不仅对被害人的地位和诉求重视不够，对被害人的权益进行实质性的保护不力，而且对犯罪人的权益保护也表现得更为漠视。刑事和解则将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作为和解的主题突出出来，他们不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成为直接参与和解的双方进行到和解程序中来，司法机关、社区机构则退居次要位置，在其中主要发挥帮助调解、确认公正、监督落实等作用。
刑事和解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利于保护犯罪人（即加害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现代刑法对人权的尊重。一方面，被害人的利益补偿不再通过国家公诉下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方式来解决，而是毕其功于一役，在刑事和解中一揽子解决。另一方面，被纳入刑事和解而受到社会处遇的犯罪人通过和解对被害人进行实质补偿和悔过道歉，也使其自身避免了身陷囹圄，有利于维护犯罪人的尊严、颜面，更利于保护犯罪人的人权，并可避免犯罪人被投诸监狱而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等设施内处遇的缺憾，从而有效地降低这部分犯罪人的再犯罪率。
（五）现代法治是刑事和解的法律基础。
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传统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度里，进行法治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而且也要注意挖掘、吸纳优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刑事司法领域看，西方法律文化对轻刑化的奉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如前所述）趋向在对一般轻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等刑事案件的诉讼上达成了共识。即都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消弭冲突为目的，将惩戒寓于教化之中，体现了现代法治中的政治民主、人人平等、契约自由、人权至上等精神实质，切合了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进路。通过将实行刑事和解后的犯罪人纳入社区中进行矫治，有利于修补被破坏的社区和谐，更有利于加速犯罪人再社会化的进程。
现代法治不仅表现为国家法治权威的确立，更表现为国家权威对个体公民利益的尊重和保护这一终极目标。因此，通过刑事和解的探索，也开始逐渐突破国家法垄断的坚冰，而出现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交融的趋势，传递着现代法治取向变化的微妙讯息。
四、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也是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对少年司法特殊要求的具体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宣言）》1.4条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应减少根据法律进行干预的必要。根据这一精神，该《规则》18.1条(c)款规定少年司法中以补偿和赔偿作为监禁的替代措施。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外，各国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正在逐渐扩大到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由于其犯罪的主观恶性较浅，教育、改造的难度不大，从加害恢复的角度，理应将他们确定为刑事和解的适用对象，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当适应这一趋势。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