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36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11年7月5日市人民政府第9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郭金龙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款作如下修改：
一、第二条中的“用于生产经营、居住、办公等人员聚集场所的人民防空工程、普通地下室”修改为“平时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
二、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修改为：“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责任由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许可被许可使用人承担。
“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责任由普通地下室所有权人承担。所有权人委托物业服务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个人管理的，受托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和约定承担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责任。”
三、第四条中的“产权人、管理人”修改为“被许可使用人、所有权人及受托管理人(以下统称‘安全使用责任人’)”，第五条、第七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中的“产权人、管理人”相应修改为“安全使用责任人”。
四、删去第八条，删去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调整为第十七条，删去第十五条。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地下空间的安全使用应当符合本市有关房屋建筑使用安全管理、治安管理和房屋租赁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规范、标准。
“地下空间用于出租的，应当按照本市房屋租赁管理的相关规定办理登记。禁止将违法建设的地下空间出租，禁止将规划用途为非居住用途的地下空间出租居住。”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的综合治理工作，建立地下空间安全使用巡查和考核制度。”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编制市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总体规划，各区县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市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总体规划和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制定区县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规划，报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同意后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平时使用人民防空工程应当优先满足社会公益性事业的需要，居住区内的人民防空工程应当优先满足居住区配套服务和社区服务的需要。”
八、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平时使用人民防空工程，应当符合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规划，并依法申请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许可。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申请进行审查时，应当对人民防空工程进行查验，确保其符合安全使用条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时，应当明确人民防空工程及其设施设备使用的范围。
“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许可有效期为1年，期限届满，被许可使用人可以申请延期使用许可，对按照规定使用的申请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准许延期。”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使用普通地下室，应当符合规划确定的使用用途，使用人不得擅自改变使用用途。”
十、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使用普通地下室从事商业、文化娱乐业以及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或者作为居住场所的，装饰装修及使用前应当向普通地下室所在地区县建设(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办理普通地下室备案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使用人对使用用途、范围和期限的说明。
“(二)产权登记证明或者所有权人共同决定使用普通地下室的证明。
“(三)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提交规划文件；规划用途不明确的，提交规划部门对使用用途确认的文件；改变规划用途的，提交规划部门变更规划文件。
“(四)卫生主管部门检查合格证明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通风系统和空调系统卫生检测合格证明。
“(五)依法须经消防安全检查方可投入使用、营业的，提交公安消防机构出具的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
“(六)进行结构改造的，提交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报告。
“(七)依法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使用人提交材料齐全的，建设(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15日内备案。备案情况发生变更的，使用人应当在30日内向建设(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变更备案。”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利用地下空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取得相关证照的，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证照时，应当核实地下空间使用许可或者备案的情况，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相关证照。”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地下空间存在结构安全问题的，负责地下空间综合管理工作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经鉴定应当停止使用的，责令使用人停止使用、搬出地下空间；使用人拒不搬出，情况紧急危及公共安全，为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区县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组织搬出，并妥善安置。
“地下空间不具备通风系统和空调系统，或者通风系统和空调系统存在卫生安全问题，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使用的，负责地下空间综合管理工作部门应当责令居住使用人搬出，居住使用人拒不搬出，情况紧急危及公共安全，为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区县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组织搬出，并妥善安置。
“地下空间使用存在消防违法行为，经公安消防机构依法责令停止使用，违法行为人拒不执行的，由公安消防机构强制执行。”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有下列违法行为的，由区县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予以处罚。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区县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一)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
“(二)未经批准使用人民防空工程的；
“(三)擅自改变批准使用用途的；
“(四)擅自改造人民防空工程、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安全和防空效能的。”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人民防空工程的，由建设(房屋)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此外，对个别文字及条款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决定公布之前，使用地下空间，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按照本市相关规定逐步治理；已备案使用的普通地下室，应当重新办理备案并发放使用标志牌。
2004年11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52号令发布的《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依照本决定修正后重新公布。
张雅光 吉林省委党校 , 王妍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公司登记效力/交易风险分配/对抗力/公信力
内容提要: 我国的公司登记条件和程序较为严格，公司登记的效力被严重忽视和淡化，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畸形的公司登记制度，反映出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司登记领域以公权力为中心的经济管理色彩。条件和程序反映出的是市场准入问题，效力解决的是相关市场主体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问题，一个注重的是公法秩序，一个体恤的是私法关系；前者反映的是公权力如何运用，后者反映的是私法秩序和私人权利如何保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淡化和简化公司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去除其公法色彩，强化和完善公司登记的效力。
公司登记效力问题是公司登记中与私人权利或交易安全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在理论界盛传的“私法公法化”在商法中的表现主要是“公司登记”，使公司登记过多地具有了公法色彩，也使得公司登记保护私人权利的功能被淡化甚至遗忘。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登记立法必须对公司登记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否则，公司登记的私权保护功能无法得到彰显。
一、公司登记效力所蕴含的法律意义
登记的效力是指登记对相关主体的法律约束力。公司登记效力具有多重内容，表现在多个方面。关于公司登记效力的划分，在法学界，可谓五花八门。[1]在应否登记方面体现为登记要件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在登记后表现为是否具有对抗力和公信力。登记要件主义，是指某些事项非经登记不产生法律上的效果，换言之，这些事项，登记即生效，不登记不生效；登记对抗主义亦称登记公示主义，是指某些事项不经登记也会产生法律上的效果，仅仅是由于没有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对抗效力，是指公司登记事项一经公告，任何第三人不可以不知道该事项为由主张权利。“所谓对抗力者，即指对于某种权利之内容，得向特定人或不特定人有法律上主张之效力也。”[2]公信效力，亦称公信原则，是指企业登记及公告仅依其登记及公告的内容赋予法律上的公信力，即使该内容有瑕疵，法律对信赖该内容的第三人也将加以保护。[3]
公司登记效力既是一个实际问题，又是一个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问题，公司登记效力的规定，是一个国家在法律上对私人关系作出利益平衡的一种安排，可以说，公司登记效力问题完全是一个对交易风险如何作出分配以平衡私人利益的问题。
（一）公司登记效力与交易风险分配
公司登记效力的规定是法律在当事人之间重新分配风险的一种规定，公司登记效力对于风险的重新分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考量：
第一，在公司登记领域，无论实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行实质审查，登记事项的真实与否，对于第三人来讲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由于国家权力深入到了公司登记领域，因此，对于该领域交易风险的分配就不能完全交由私法自治，而是国家通过公司登记法对不同利益的考量重新作出分配。
第二，公司登记效力关系到登记申请人和登记信息使用人的权利保护，由于登记申请人与登记信息使用人在公司登记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因此，法律给出的对待也有所不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正义问题，法律是以实现正义为己任的，实现正义的方式有多种，通过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来分配风险是实现正义的手段之一。
第三，不同的风险分配主要取决于对不同价值的取舍和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不同的风险分配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公司登记的效力是以法律的形式强行在当事人之间分配风险而忽略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的一种制度。不考虑主观过错而强制分配交易风险与传统的、通过过错来分担民事责任的分配机制在所遵循的理念上完全不同，它包含了除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以外的更多的社会意义，有更多的当事人利益以外的考量因素。
在公司登记中，如果风险由登记申请人承担，则意味着法律在此要保护登记信息使用人的利益，而对登记信息使用人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如果风险分配给登记信息使用人，则意味着对履行登记义务的登记申请人给予保护，而对履行登记义务的登记申请人给予保护实际上是对践行公司登记制度的一种鼓励。由此可见，公司登记对抗力与公信力的制度设计，并非仅仅是在登记申请人和登记信息使用人之间个别利益简单比较与权衡基础上做出的选择，而是考虑到了更多社会、经济等因素，将社会整体交易安全作为其终极目标，正义在此得以实现。
（二）公司登记对抗效力所体现出的交易风险分配
公司登记对抗效力在形式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主体方面，登记申请人以已登记对抗第三人；二是在客体方面，已登记事项在法律上能够对抗未登记事项。
其在主体方面的表现可以进一步重申为：如果应该登记事项已经登记，那么，在一般情况下，第三人不得以不知道为由进行抗辩，换句话说，无论第三人是否已经知晓登记事项，在法律上都推定为其应当知晓，即如果某一事项已经登记并公示，则第三人被推定知悉。[4]这是一种风险分配，这样的一种风险分配逻辑，无疑对于登记申请人有利，在此问题上，法律保护的天平倾向了登记申请人。在客体方面的表现可以进一步剖析为：已登记事项能够对抗未登记事项，那么，如果已登记的事项已经在实际生活中被未登记的事实所替代或改变，法律仍然规定以已登记的事项作为确定法律上权利义务的依据，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状况仅仅因为没有登记而被忽略不计，在已经登记的“不真实”与未经登记的“真实”之间，法律的天平倾向了“不真实”，该“不真实”在法律上能够得到“承认”，仅仅是因为其已经登记。这又是一种风险分配方式，这种风险分配方式无疑对于难以了解真实情况的第三人极为有利。
（三）公司登记公信效力所体现的交易风险分配
公司登记的公信效力是指一经登记即具有法律效力，即使该内容有瑕疵，法律对信赖该内容的第三人也将加以保护。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实质审查还是形式审查，都难以避免由于登记申请人的故意、过失或由于登记机关的疏忽大意而使登记事项出现不真实甚至虚假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实的登记事项具有法律效力，不真实的登记事项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第三人来讲风险巨大。基于这种考虑，法律规定即使登记内容有瑕疵，法律对信赖该内容的第三人也将加以保护，其结果：第一，保护了信赖公司登记的第三人；第二，使虚假登记或不实登记的申请人自食其果。这种利害分析表面的结果仍然如同公司登记对抗效力的利害分析一样，看上去是对某一方或某几方当事人有利，事实上，如果从公司登记整体功能角度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公司登记的公信效力不仅仅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同样具有保护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秩序的价值考量。
二、我国公司登记效力的立法缺失及理论困惑
我国关于公司登记的法律及行政法规大多是程序性规定，对公司登记效力这一核心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具体表现为：
（一）没有规定登记后是否会产生对抗力和公信力
无论是《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还是《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完全没有规定登记对相关主体的法律约束力，登记以后是否具有对抗力和公信力，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规定。同时，如果公司登记具有公信力，公信力的基础是什么，特别是在实行形式审查后公信力的基础应该如何确定？这些问题立法上没有作出规定，理论上也没有给出应有的阐释。
依传统理论，公司登记缘何具有公信力，即可作信赖的基础，主要有三种解释：
第一，公司登记事项具有公信力，是因为登记行为的作出机关是国家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当然具有公信力。在我国，登记机关为工商机关，工商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具有公信力，“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表现为具有确定力、约束力、公定力、执行力。世界发达国家的商业登记法一般都规定，登记事项经公示之后，即可产生两种法律效力，即对抗力和公信力。通过赋予公示的登记事项以对抗力来保护登记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赋予公示的登记的事项以公信力来保护善意第三人，从而维护交易安全”。[5]第二，“登记公信力系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国家机关担当登记行为的主体，以国家信用来担保登记的正确性。由于国家信用具有较之任何个人信用无比的优越性，这实际上解决了公信力的最本质内容，即信赖的基础问题”。[6]第三，对于公司登记公信力的另外一种理解就是“正确性的推定”，对此，德国学者的归纳具有代表性：“公司登记的另一个法律后果就是正确性的推定。人们最多或许可以从法律推理的途径这样推定，并且基于如下理由进行论证：登记法院应在登记前有义务和权利审查申报的可信性和事实的正确性。”[7]在德国学者看来，正是因为登记机关审查了申报的可信性和实施的正确性，才使登记事项具有了公信力。